2013年3月,江苏苏州吴江,一家茶馆里,财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褚金弟见到了朱一星。两人表面上喝茶叙旧,真正谈的,却是一笔不能见光的钱。
朱一星经营投资项目,手里有房地产生意,但一笔到期借款迟迟无法归还。茶喝到一半,他试探着问:“能不能帮我周转一下?过几个月一定还上。”
褚金弟很清楚,对方想动的是公款。可朱一星反复保证,只是临时借用,不会留下损失。几番劝说之后,褚金弟松了口,第一次替他挪出了2300万元。
事情的危险之处,往往不在第一次出手,而在第一次没有立刻出事。
这笔钱被朱一星使用四个月后按时归还。褚金弟发现,账面暂时没有出现缺口,自己也没有受到追查,原本的畏惧便逐渐淡了下去。此后,朱一星再次提出请求,他也一次次打开方便之门。
褚金弟所在的财务管理中心,负责代管辖区内多个村级资金。作为记账会计,他经手大量款项,并掌握单位法人印鉴章、财务专用章等重要凭证。职位不高,手中的权限却足以改变资金流向。
2013年至2016年间,褚金弟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开具银行凭证,前后转账44次。资金来来回回,金额越滚越大,累计达到2.4亿元。朱一星每次都设法还款,甚至通过借高息资金拆东补西,正因为如此,这场异常资金往来才持续了三年多。
有意思的是,褚金弟并没有直接拿走这2.4亿元。他看中的,是朱一星投资开发的同里湖山庄。
这处项目位于吴江同里镇同里湖畔,以别墅为主。朱一星多次向褚金弟介绍项目,并承诺:“房子给你按平价,肯定比外面便宜。”
对一个想买房却资金不足的人来说,这句话很有诱惑力。褚金弟相信,自己只是帮朋友临时调钱,等项目做成,还能低价买到别墅。除此之外,2013年至2014年,朱一星还以不同名义送给他三笔钱,分别为10万元、7万元和6万元,共计23万元。
一边是公款,一边是所谓的朋友承诺。褚金弟把二者混在一起,逐渐失去了对权力边界的判断。他没有把自己看成公共资金的管理者,反而把手里的印章和账户当成了替人解决难题的工具。
转折出现在2016年10月。朱一星父子的资金链发生问题,有3030万元无法按期归还。此前每次都能还钱的惯性突然中断,褚金弟这才意识到,账面上的平静只是暂时的。
他开始焦虑,担心事情败露,也担心自己无法补上缺口。可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退回几笔钱就能解决的问题。资金数额巨大,操作次数众多,相关凭证和账户记录也不可能凭空消失。
2017年3月20日,褚金弟到检察机关投案。同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两个月后,朱一星和朱健也相继归案。朱一星交代,所挪资金主要用于投资经营和股票交易等事项,并没有按照最初所说的那样,只作短期周转。
案件审理时,争议集中在三人的身份和责任上。褚金弟并非传统意义上拥有正式编制的干部,而是合同编制工作人员。控辩双方因此围绕他是否属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展开辩论。
法院审理认为,判断关键不只看身份,还要看实际承担的职责。褚金弟所在机构接受政府管理,负责代管公共资金,他在岗位上行使了管理、审核和支付等职能,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他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共资金,构成挪用公款罪。
朱一星和朱健虽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明知资金来源异常,仍共同参与转账、使用和安排,属于共同犯罪。褚金弟收受23万元,还构成受贿罪;朱一星、朱健则分别承担行贿责任。
吴江区法院一审判决,褚金弟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2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6个月。朱一星决定执行15年3个月,朱健决定执行15年。
朱健提出申诉,辩称自己没有参与最初谋划,只能算从犯。二审法院认为,他明知资金来源,仍参与有关转账,且涉案资金借助其控制的公司完成转移,应承担相应责任。不过,考虑到他在犯罪中的作用和涉案数额小于另外两人,改判其挪用公款罪有期徒刑10年,行贿罪有期徒刑1年2个月,决定执行10年6个月。
案件中,暂扣的75万元依法发还财务管理中心,剩余2955万元由相关人员退赔,朱健对其中2030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笔用于换取便利的23万元,也被依法追缴。
一枚印章,一笔转账,一句“过几个月就还”。当公共资金被当成朋友之间的周转款,所谓的情面和承诺,最终都无法替代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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