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手冰得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

我一下子醒了,可眼还是闭着,不敢睁。堂屋里没开灯,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点路灯的橙光,落在被面上,我盯着那道光,后脊梁的汗一层一层往外渗。

因为那只手没往上,也没往下,就平平板板搭在我腰上,五个指头分开,像钉耙一样扣着,僵着,一动不动。

我男人章德贵不是这么放手的。德贵这只右手,在工地上让钢筋砸过,小拇指头短了一截,平时放我身上,就四个指头,短的那个地方有个肉疙瘩,摸上去跟蚕豆似的。我闭着眼都能摸出来。

可这只手有五个指头。

我脑子“嗡”一下,像是有人拿铁盆在我耳朵边上敲了一记。院子里那只黄狗没叫,厨房里昨晚泡的那盆豆子没动静,我闺女小萍睡在东屋,房门我亲手带的。这人是从哪进来的。

我不敢动。我连呼吸都放轻了,怕胸口起伏太大,让他知道我醒了。

那只手忽然往回缩了半寸,又停住。我听见后头那个人喘气,喘得粗,有一股酒气,还有点子烟油子味。这味道我熟,是那种十块钱一包的红旗渠,我家对门韩老六抽的就是这个。

韩老六是我老公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媳妇前年跟人跑了,剩他一个光棍,平时帮我家扛个煤气罐、修个灯泡,德贵在外头打工,我家里有点重活都是喊他。

我心里那个怕,忽然变成了一种更难受的东西。

我故意翻了个身,脸朝里,把被子往上拽了拽,拖长了声音说:“德贵,你回来了咋不说一声,吓死个人。”

那只手一下子抽走了。

床板吱呀一响,有人下了地。我听见鞋底蹭着水泥地的声音,从床尾绕过去,往堂屋那头走。我睁开一条缝,就看见个背影,穿着件灰扑扑的夹克,后脊梁那块油亮油亮的,走路的时候左肩膀一颠一颠的。

韩老六左肩膀有旧伤,扛麻袋落下的,走路也这么颠。

门闩轻轻响了一下。我听见院子里碎石子被踩过的声音,越来越远,后来墙头外面“啪嗒”一声,像是跳下去落在菜土里了。

我这才敢坐起来。后背的汗把秋衣都溻透了,贴在脊梁上冰凉。我摸黑找到手机,按亮一看,夜里两点四十七分。

我坐在床头上,坐到三点多,实在忍不住,给德贵打了个电话。他那边机器轰隆隆响,他扯着嗓子喊:“咋了?小萍咋了?”

我说:“没事,你啥时候回来?”

他说:“不是讲好了廿八么,还有六天。你声音不对啊。”

我说:“夜里好像进人了。”

他那边一下子没声了,过了好几秒,说:“丢东西没?你人没事吧?”

我说:“没丢,人也没事。”

他说:“那你把门闩好,天亮去找老六,让他过来看看。”

我没吭声。我在想,我刚才怎么就没喊呢。我喊一嗓子,小萍在东屋听见,韩老六在隔壁听见,不就都清楚了?我为什么不喊。

那晚上后半夜我没睡,把菜刀压在枕头底下,坐在床上等天亮。五点半,东边天发白了,院里鸡叫了,我才松了那口气。去灶屋烧水的时候,看见灶台边上放着两个空啤酒瓶,还有一把带泥的香菜。

那把香菜是我昨天下午在韩老六家菜地里拔的。他还笑话我,说嫂子你拔这么点够炒啥的。

这事我没跟德贵再说。他过了六天回来,背了个编织袋,里头装了两条工地发的烟、一箱方便面,还有给小萍买的一双运动鞋。他到家放下东西,围着院墙转了一圈,回来问我:“老六给你修过墙头?”

我说:“上个月后墙让雨冲塌了个角,他给垒上的。”

德贵“嗯”了一声,蹲在门槛上抽烟。抽到半截,他把烟掐了,说:“墙头太矮了,我明儿拉点砖,加高一层。”

他没再问那天晚上的事。

我也没提韩老六那件灰夹克。那双擦得干净但已经很旧的皮鞋,第二天一早我在墙根底下看见过,鞋印上的泥已经干了。我用扫帚把它扫掉了。

后来我跟德贵照常过日子。他过完年又去打工,我留在家里伺候小萍上学。韩老六还是那个韩老六,见了我喊嫂子,该帮忙帮忙。只是他再没进过我堂屋,有事都是站在院子里喊。

我原以为这事就这么烂在肚子里了。

可去年冬天,隔壁村出了个事。我一个老姐妹,五十二了,男人在新疆摘棉花,她在家让同村一个开收割机的男人半夜摸进去了。她也没喊,第二天也不说,过了一个多月才跟她大姑姐透了半句嘴。大姑姐报的警。

那男人被抓了以后,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有说那男的不是东西的,有说她自己不吭声怪谁的,还有说她男人常年不在家,这事儿本来就说不清。

我老姐妹后来喝药了,救回来了,现在跟男人去了新疆,再没回来过。

我听到这消息那天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推了推德贵,说:“你还记得前年冬天,有天夜里我跟你说家里进人了?”

德贵迷迷糊糊说:“记得,你不是说啥也没丢么。”

我说:“你说老六这人咋样。”

德贵说:“老六?老六那人除了好喝两口,没别的毛病。咋了?”

我说:“没事,睡吧。”

我没再往下说。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不喊。我要是喊了,韩老六完了,他光棍一条,抓进去几年出来,房子都塌了,这辈子就完了。我要是喊了,德贵知道了,以他那脾气,他能拿刀去找韩老六,那我家也完了。我要是喊了,村里人知道我家就我一个女人在家,夜里招了贼,你猜她们是骂贼还是骂我。

我这岁数的女人,活的就是个脸面。我闺女还没出门子呢。

可我想想又不对。我要是啥也不说,韩老六下回还来咋办?他要是摸到别家去咋办?我这么忍着,算不算帮他遮丑?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晚上我没喊那一嗓子,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把香菜第二天让我炒了鸡蛋,小萍吃得挺香。墙头加高了之后,韩老六再没翻进来过,可他还是会来我家院子里坐,跟我借个锄头、还个簸箕。有回他酒喝多了,坐在门槛上抠着手指头,忽然说了一句:“嫂子,我这人是不是挺没出息的。”

我没接话,低头择我的韭菜。

他坐了一会儿走了。我看见他后腰上别着把瓦刀,锈得不成样子了。

德贵明年不出去了,说工地上腰不行了,回来包几亩地种大棚。我说那好。

韩老六前几天托人来跟我打听,说镇上有个加工厂招夜班看大门的,问我去不去。我说去。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那件灰夹克他还在穿,洗得发白了,后脊梁那块油印子还在。每次在巷子里碰见,他冲我点点头,我冲他点点头,跟没事人一样。

可我有时候半夜醒了,还会下意识摸一下自己腰。啥也没有。就摸着德贵那只缺了小拇指的手,搁在我被子上,肉疙瘩硌得人踏实。

我就又闭上眼睡了。

这事我讲完了,心里还是没底。那天晚上我没喊,到底算是顾全了日子,还是把个祸害给放过去了。我自己是没资格说这话的,可我这心里堵了快三年了。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和事?要是你们摊上了,那一嗓子,是喊还是不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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