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与裁判概要

2021年10月27日深夜,闫甲、闫乙驾驶悬挂假牌照的机动车,在河北省381省道高阳县境内盗窃大货车柴油370升,价值2313元。公安机关事先布控,发现二人行踪后一路追踪。次日零时许,二人为抗拒抓捕,由闫甲向路面抛撒自制道钉,二人共同将所盗柴油泼洒于路面;弃车前又以柴油冲洗驾驶室,意图毁灭罪证。追捕警车碾过柴油后打滑,轮胎被道钉刺穿爆胎,致车辆失控撞树,辅警秦某辰死亡、何某海轻伤。一审以抢劫罪判处闫甲死刑、闫乙无期徒刑;二审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已核准闫甲死刑。

本案前提要件(盗窃行为)与目的要件(抗拒抓捕、毁灭罪证)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真正的争点集中于客观要件:向路面泼洒柴油、抛撒道钉,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称的“当场使用暴力”。二被告人上诉主张其行为不构成当场使用暴力,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一、二审法院则认定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并适用抢劫致人死亡的加重情节。

二、“暴力”认定的规范框架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6〕2号)第三条进一步明确:“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主要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盗窃、诈骗、抢夺,一般不考察上述行为是否既遂;“当场”则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现场以及行为人刚离开现场即被他人发现并抓捕的情形。成立转化型抢劫罪,前提、目的与客观三项要件应属齐备,缺一不可。《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暴力”与第二百六十三条普通抢劫罪的“暴力”系同一概念,不宜作分别解释。

难点在于,条文既未为“暴力”划定边界,亦未规定其强度标准。学理上通常将抢劫罪的暴力理解为针对人身的强制,且须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具体到个案,多表现为殴打、捆绑、伤害等直接作用于身体的行为。本案则不同:道钉与柴油作用于路面、车辆等“物”,伤亡结果系警车失控后始行发生,中间尚隔一环。此类行为是否仍可评价为“暴力”,构成本案最难言说之处。

三、法院认定的合理性证成

法院将抢劫罪的“暴力”界定为“对被害人的人身实施强制打击或者强制行为,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并明确其“不仅包括直接作用于他人身体的殴打、捆绑、伤害等行为,也包括能够对他人形成人身危险性、足以压制对方的其他强制行为”。该项界定与通说一致,亦与近年司法实践就“暴力”作实质理解的进路相合。既然普通抢劫罪的暴力不要求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转化型抢劫在“暴力”的认定标准上即无另立标准之必要。

“足以压制对方反抗”是认定暴力的核心,判断的关键不在于行为的外在形态,而在于该行为是否实际压制了对方的意志与人身安全。法院另列举“行为方式、危险程度、案发场景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作为综合判断因素,实质是将评价重心由形式转向效果:只要行为所造成的现实人身危险足以使抓捕者不敢或不能继续追捕,即应认定为暴力。此项转向在转化型抢劫的认定中并非可有可无。《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仅列举“暴力”与“以暴力相威胁”,并无第二百六十三条所设的“其他方法”;若以身体直接接触为暴力的必要条件,则以危险手段抗拒抓捕的相当一部分行为将无从规制,形成处罚上的漏洞。

置于当时的具体情状中审视则更为清晰:两车均在省道上高速行驶,向路面抛撒道钉、泼洒柴油,追捕警车极易打滑、爆胎、方向失控,车内抓捕人员的生命安全直接暴露于该危险之中。此非纸面上的抽象危险,而系随时可能转化为事故的现实危险。就压制效果而言,与向抓捕人员投掷物品、驾车冲撞并无实质区别。法院据此认定该行为“足以压制对方继续实施抓捕”,于法有据。

二人自盗取柴油起,即处于公安机关的持续监控与追捕之下,符合“刚离开现场即被发现并抓捕”的当场情形;抛撒道钉、泼洒柴油指向抗拒抓捕,冲洗驾驶室指向毁灭罪证,目的要件齐备。三项要件既如此扣合,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较之径行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更契合本案实际。

警车打滑爆胎、撞树,造成一死一伤,前述危险至此现实化。法院据此适用抢劫致人死亡的加重情节,行为危险与结果归责得以衔接。转化型抢劫罪兼保护财产法益与人身法益,本案对人身法益的侵害程度显著重于通常的转化型抢劫,从重判处自有其理据。不过,此处亦埋下一处后文须予回应的问题:结果归结果,以事后结果反推行为当时的危险性,在法理上并不严谨。

四、裁判说理的未尽之处

本文对结论大体认同,但裁判说理尚有未尽之处。

其一为罪名界分。在公共道路上泼洒柴油、抛撒道钉,所威胁者不仅为该辆警车,尚包括过往其他车辆与行人,形式上已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裁判仅在抢劫罪内部就“暴力”作宽泛解释,既未触及罪名竞合,亦未说明最终何以择定本罪。此一环节若能就想象竞合或法益重合关系补作论述,结论自当更为坚实。

其二在于归责的论证略显跳跃。死亡结果系警车撞树所致,中间尚隔有驾驶人的躲避操作、路面状况等因素。此类因素通常属于危险行为引发后的正常反应,尚不足以阻断因果关系;惟判决未作专门交代,径行以“实际上引发车辆事故、造成一死一伤”支撑暴力的认定,颇有以结果倒推行为性质之嫌。论证顺序应当倒置:先就行为当时的客观危险性作出独立判断,再论结果与该层危险如何衔接。

其三为主观心态。转化型抢劫的暴力要求行为人对暴力行为本身具有故意,此点在本案并无疑问:二人对“使警车失控、阻碍抓捕”明知。但对于一死一伤的后果,二人究系放任的间接故意抑或过失,判决几乎未予认定。恰在被告人上诉争执于此,抢劫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分界亦在于此。此一环节不予补足,上诉理由实未获真正回应。

五、结论

回到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法院将泼洒柴油、抛撒道钉认定为转化型抢劫中的“暴力”,本文认为可以成立。《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暴力”与普通抢劫罪系同一概念,无另立标准之理;判断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足以压制对方反抗,而非有无身体接触;在省道高速行驶的情境中,道钉与柴油所制造的,正是指向抓捕方的现实人身危险。目的要件与当场性要件均告具备,一死一伤的结果亦与该层危险相衔接,构成要件已臻齐备。由此可以提炼出一条尚称清晰的认定规则:转化型抢劫的“暴力”无须直接作用于人身,只要针对抓捕方制造出足以压制抓捕的现实人身危险,即可认定。

然则,该项规则亦有边界。法院自设的界限为“高度危险、针对抓捕方、危险现实化”,三者缺一不可;少其一,扩张解释即难免失度,将本应按过失处理的案件亦纳入抢劫罪的评价范围。前文指出的三处说理(罪名界分、结果归责与主观心态)恰恰皆系于该边界之上,并非可有可无的补充。今后遇及同类案件,仅以“实质判断”一语带过并不足够,尚须就上述三项逐一论明:危险程度如何,所针对者为谁,结果如何衔接。论述既臻,适用范围自能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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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远律师,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所刑事委员会成员,河北省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2026新则年度榜单·新势力“律师新势力(40 under 40)”获得者,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核心专注于刑事案件的辩护与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