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接手的时候,北宋已经立国一百多年。国库不宽裕,边上有西夏与辽,养兵的开销占了岁入的一大半,地方上兼并成风,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借高利贷,利息高到还不起。这些问题当时的士大夫都看得见,只是没人敢动。宋神宗继位时才二十岁,想做事,找来找去找到了他。
后世画他的时候,多半还是照着那个执拗的宰相来画的
王安石当时四十八岁,名声已经很大。他不是那种靠文章出名的才子,虽然他的文章也写得极好,唐宋八大家里有他一位。他在地方上做过十几年官,在鄞县试过把官仓的粮米贷给农民,秋收加息归还,效果不错。这个办法后来被他带进朝堂,成了新法里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条。
熙宁二年,青苗法开始推行。条文写得很清楚,每年正月与五月,州县把常平仓的钱粮贷给需要的人,收成之后加息二分归还,遇到灾害可以延期。设计者的想法并不复杂,农民不必再去借那份五分七分的私债,国家出了本金,收一点利息,两边都划算。
这个设计在纸上挑不出毛病,真正的问题出在它被交给谁去执行。朝廷把放贷的完成情况也算进了地方官的考核,多贷的多赏,少贷的要问。于是事情立刻变了味,官吏开始挨家挨户地劝,劝不动就摊,摊不下去就按户等硬派。不需要借钱的人家也拿到了钱,因为那是上头交代下来的数。
更麻烦的是连保,为了保证收得回来,官府让民户互相担保,一户还不上,同保的人替他还。这一条把整个村子捆在了一起,富人被穷人拖累,穷人被富人记恨。秋收一到,催收的人上门,打板子的、卖牛的、卖地的,样样都有。这些情形不是政敌编出来的,是当时人的奏疏里写的。
反对的声音立刻起来了,韩琦在河北任上写了长篇奏疏,说青苗法在执行中变成了抑配,请罢。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辙都站到了对面。这些人不是贪官,也不是保守的糊涂人,他们反对的恰恰是法令落地之后的样子。
他的文章与政见都收在这里,唐宋八大家里有他一位
司马光的反对最彻底,他与王安石是老朋友,早年同在群牧司共事,交情不浅。他给王安石写过一封长信,说你现在的做法是把条例司这些新机构架在旧制度之上,把能干活的人都换成了听你话的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天下的怨谤都归到你身上。王安石回了一封短信,说议论虽多,是非不明,自己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不能算是拒谏。
两人谁也没说服谁,此后十几年,一个在朝,一个退到洛阳去修《资治通鉴》。司马光在洛阳住了十五年,那部书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写成的。他不是赌气,是真的认为自己的主张暂时没办法实现,与其在朝堂上吵,不如去做一件能留下去的事。
退到洛阳的十五年,他把力气用在了另一件能留下来的事上
王安石也不是没人支持,宋神宗从头到尾站在他这一边,这在宋代并不常见,皇帝对变法者的信任通常撑不了那么久。神宗顶住了太后的压力,顶住了台谏的一轮又一轮弹劾,也顶住了天灾带来的天谴说法。据记载王安石后来对人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既是对皇帝信任的回应,也成了后世评价他时绕不开的东西。
变法的清单很长,除了青苗法,还有募役法,把原来按户等轮流承担的差役改成出钱雇人;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肥瘠分等定税;农田水利法,鼓励开垦与修水利;保甲法,把农户编成保与大保,农闲教阅;市易法与均输法,由国家介入大宗贸易与物资调运。每一条都有明确的针对性,也都在执行中变了形。
募役法的争议尤其大,原来轮流服役的差役确实害人,衙前押运官物,丢了要赔,许多人因此破产。改成出钱雇人,理论上人人受益。可实际操作里,原本享受免役特权的官户与寺观也要出助役钱,而乡村下户本来不服差役的,现在也要交钱。出钱的好处看不见,交钱的负担立刻就有了。
苏轼的反对意见与司马光不一样,他不是全盘否定,他反对的是骤变。他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深浅,不在于强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厚薄,不在于富贫。他担心的是求治太急,任用的人太杂,反而伤了根基。
这样的话在当时没有人愿意听,变与不变已经被简化成了站队,支持新法的叫新党,反对的叫旧党,中间地带消失了。一个官员不管心里怎么想,都得选一边,因为不选就两边都不用你。
王安石周围的人也因此出了问题,他需要能办事的人,可愿意替新法办事的人里,有不少是看准了这条路能升官的。吕惠卿、章惇这些名字后来都进了《宋史》的奸臣传,其中得失很难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没有争议,他们与王安石本人的品格差得很远。变法需要一个能干而且干净的团队,王安石始终没有凑齐。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熙宁七年,那年大旱,一个叫郑侠的小官把流民的惨状画成《流民图》,假称是紧急边报,绕过常规程序直接送到皇帝手上。神宗看了图,一夜没睡,第二天就下了诏书暂停部分新法。太后与大臣的压力也一并到了。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回江宁去了。
第二年他被召回来再任宰相,但局面已经不一样了。他自己与助手吕惠卿之间也生出了嫌隙,神宗对他的倚重不如从前。熙宁九年他第二次罢相,从此再没有回到朝堂,在江宁住了十年,读书、写诗、注经,偶尔见见来访的旧友。
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年仅三十八岁。继位的哲宗才十岁,祖母高太后垂帘,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在一年之内被一条一条废掉,史称元祐更化。废免役法时苏轼与范纯仁都提出反对,说这一条施行多年,民间已经习惯,骤然改回差役反而不便。司马光没有听。
他在江宁住了十年,最后那些年离朝堂很远
王安石听到免役法被废的消息,据说愕然失声,说连这一条也要废吗。这话传得未必可靠,但与他的性格对得上。元祐元年四月,他在江宁去世,年六十六。同年九月司马光也去世了。两个争了半辈子的人,死在同一年。
此后的评价一直在摆,北宋亡于靖康之后,南宋朝廷需要解释为什么亡,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责任推到变法头上,于是不可轻变祖宗成法成了主流说法,王安石的画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负面的。到了清末民初,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把他重新列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评价又一次翻过来。
今天回看,青苗法的条文与执行之间的距离,才是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地方。条文写在纸上时,设计者想着的是那个借高利贷的农民;执行落到村里时,面对的是考核、是催征、是一层一层往下压的数。中间那一层,是任何一条法令都绕不过去的东西。
他设计的每一条法写在纸上都说得通,落到田里就变了样子,中间隔着一整层代他办事的人。这个问题在他之前存在,在他之后也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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