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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

摘要: 明朝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的“重典”治理,经历了成祖的“靖难”,又经过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到明朝建国100年前后,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演进,问题也随之产生。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民间外贸的发展、隔绝了官方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切断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决策者的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农业地区、对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的军事力量,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关键词: 明朝;社会进步;社会问题

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需要特别加以关注:一个是西汉,一个是明朝。

民国时期的明清史专家孟森从“道义”的角度出发,说汉朝和明朝“得国最正”。理由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没有任何家庭背景,都没有入仕前朝为臣,全凭着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本领、自己的运气,投身于农民战争,前者推翻了“暴秦”、后者驱逐了“胡虏”,建立起汉人的王朝。这是孟森先生的思考角度。

我的认识是,无论是汉朝还是明朝,都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它们都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自我发育过程,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

不少学者倡导“为学术而学术”,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学术”。如果从通常意义上对学术的理解,我认为“为学术而学术”的提法是有缺陷的,或者说是片面的。以历史学科而言,作为社会科学、作为人文学科,学术如何能够不关注社会现实、不体现人文关怀?

作为青年学者,需要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否则就进入不了学术。但在学术的道路上,又必须逐渐加强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文的关怀。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为现实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所以司马光编撰他的伟大历史著作,命名为《资治通鉴》。而他的前辈司马迁写《史记》,宗旨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卷62《司马迁传》。好的学术作品,必须体现出充分的现实关注和人文关怀。学术做到极致时,现实关注、人文关怀甚至应该成为学术的灵魂。

我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汉、明这两个朝代特别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特别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西汉建立之后,经过对吕氏势力的制裁,其实是通过一场宫廷政变,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又通过对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的打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经历了“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后,西汉进入极盛。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逐渐积累、逐渐暴露,并且迅速发展。

十分有趣的是,这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他们试图采用种种方式缓和矛盾、解决问题。伟大的汉武帝甚至低下高贵的头,向全国人民下“罪己诏”,并且相应调整了各方面的政策。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矛盾继续发展。于是,在阴阳五行说的推导下,上演了一场“禅让”的喜剧,由王莽建立“新”朝,取代汉朝。这是当时的“有知之士”为解决社会矛盾共同开出的药方。他们希望通过更换招牌的方式,让刘氏汉朝做替罪羊,避免天下大乱,以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做成功,反倒是王莽成了刘氏的替罪羊。绿林、赤眉起义推翻了新莽,由刘秀建立了东汉,代表着汉朝的“中兴”。“王莽改制”遂成历史笑柄。

平心而论,后人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嘲笑王莽以及和他一起演出这场喜剧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但是没有把事情做好。因为社会问题积累得太深,而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不是仅仅可以靠改革、靠改良可以解决的了,必须通过一场革命,通过一次大的破坏,重新建立社会秩序、重新分配社会利益。同时也通过他们的失败告诉后人:缺乏诚意的社会改革、维护乃至扩大改革者利益的改革,是不可能缓和社会矛盾的,恰恰相反,结果必然是更加激化社会矛盾。

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的“重典”治理、经历了成祖的“靖难”(其实是一场扩大了的宫廷政变),又经过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也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尽管在1449年,也就是在明朝开国80年前后,发生了“土木之变”,50万明军土崩瓦解,英宗被蒙古人俘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损伤明朝的元气。恰恰从这个时候开始,到明朝建国100年前后,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

如果把明朝作为一个个案,那么,这个个案向我们显示的是:不是通过改朝换代,而是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社会多元化和社会转型是如何在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下,在与政治权力相互作用下自发地产生。而在这个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国家主导作用是如何逐渐弱化并最终缺失,致使社会多元化没有能够使明代社会转型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却导致了社会涣散和国家败亡?是哪些因素导致明朝政府在多元化社会形成之时“以不变应万变”并一步步陷于被动?

二

从洪武至正统时期(1368—1449年),即明朝的前80年,虽然也有过“小阳春”,但大抵上属严峻冷酷的时期。经过元末长时间的全国性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经济需要复苏,社会需要稳定,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在此期间,曾经发生过明太祖的严惩贪官、滥杀功臣以及对与明朝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实施打击;也发生过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后对建文旧臣的持续镇压,还发生过明英宗时期对小说、戏曲的禁止。而且,在洪武、永乐两朝,通过强制性迁徙,将农民起义时期的“杀富济贫”演绎为“夺富济国”。在实施打击的同时,重开科举,招揽读书人,征求广泛的社会支持。从此,科举成为军功之外通向仕途的“正道”。这可视为明朝君主集权制国家建立后,民众对政权认同的重要标志。在当时,谁能考取进士、谁的官做得大,谁就有价值。所以,读书人的出路只盯住一条:举业。这才是最有效最体面特别是最符合国家意志的脱贫道路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方式,“仕途”和“官本位”也成了民众公认、国家倡导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

正统至成化时期(1436—1487年),即明朝开国后的大约70—120年,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化解。随着社会经济的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各地城市趋向繁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变得强烈起来,统治者的构成也由流氓无产者演变成了社会财富控制者,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控制开始松懈。于是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财富。谁能够看准时机发财,那也是本事。于是,弃学经商开始大量出现。这种价值标准的发生及被社会逐渐认同,成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推动下,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等“大十商帮”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跃起来,并影响到中国五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当国家财政和国家救济发生困难时,明朝政府开始向“富人”寻求帮助,并通过授予“义民”、“冠带荣身”等荣誉称号以及给予国子监的入学资格,作为奖励或交换。这既可以视为国家承认私人财产合法化的标志,也可视为社会财富得到国家和社会认可的重要契机。从此,明朝进入仕途、财富双重社会价值标准的时代。

成化至正德时期(1465—1521年),即明朝开国后的大约100—150年,随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消费的需求也逐渐加强,人们对精神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在这方面,上层与下层、贵族与大众有着共同的喜好和需要。大众需求推动了上层需求、上层需要刺激着下层需求,文化产品、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一道,构成明代社会的基本需求和财富来源。于是,第三种价值体系开始出现:“文化”。不少读书人通过诗文、书画、民歌时曲、说唱词话、通俗小说,不少能工巧匠、名医名卜以及精通或粗通堪舆、星相、占卜、房中术、黄白术等各种术数的人们,通过他们的技艺,获得了社会地位、政治身份或经济收益。而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发生的“传奉官”,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发生的“山人”,成为显示这一社会价值标准的典型现象。[2—3]

多重价值标准的依次出现及并存,标志着明代多元化社会开始形成。然而,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不仅仅表现在仕途、财富、文化三种价值标准的并存,还表现在至嘉靖、万历时期,已经形成了三大中心的并存: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心苏松江浙及周边地区、文化中心南京—苏州。

明朝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本用以控制江南,这个政治目的确实达到了。但与此同时,却生产出了一个文化“异己”。南京和苏州,本来分别是朱元璋和张士诚两个政治对手的统治中心,朱元璋以军事力量摧毁了张士诚,苏州却以文化力量征服了南京,并和南京一起,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文化中心。而其依托,则是以苏松杭嘉湖为核心,以徽州、扬州、常州、镇江、绍兴、宁波为外围,包括南直江南地区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在内的大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大致相当于南宋的主要统治区,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一方面支持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另一方面又对北京构成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压制。北京固然可以凭借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南京和苏州则可以利用它的文化力量凝聚人气、营造气场,更以大江南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文化层面上俯视北京。而且,经济越是发达、社会财富越是积累、社会越是趋于多元化,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是压制政治的影响力。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是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财富控制的多元化相伴而来的。景泰以后特别是成化以后,拥有社会财富或者说拥有一定数量可供自由支配财富的,已经不再限于皇室、藩府、富商及各级政府衙门。作为个体的各级各类官员、吏员,包括文职、武职和宦官以及他们的家属、部属,大大小小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僧寺、道观的各层人物,乃至樵夫渔父、贩夫走卒各色人等,虽然程度不一样,却在以各种方式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因而同时也可能成为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的购买者。明廷此时已经很难通过国家强制的手段而只能通过社会动员或出卖功名的方式来获得社会财富,这也直接导致了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对国家权力的挑战乃至干预。

这可以说是明代建国100年前后所发生的多元化社会进程的基本状况。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演进,问题也随之产生。

三

第一,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出现的过程,也是三重价值体系相互渗透的过程。国家权力的控制者开始积极寻求社会财富、寻求文化地位,社会财富的控制者也积极寻求国家权力的倾斜和保护、同时寻求获得文化地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样在谋求政治权力、谋求社会财富。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王守仁倡导的“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药方。但这一倡导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明朝政府也几乎没有任何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更没有建立起各种社会角色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体制。这成为明代多元化社会重复历代所发生的故事、偏离正常轨道的开端。而此时的王门学者包括王守仁本人以及后来的东林党人,也没有能够承担起道德实践者的责任。不仅如此,竟然闹出大学士误解“拔一毛而利天下”赠语的笑话。

第二,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明代自成化、弘治以后,也就是随着文化成为社会价值标准,以南京、苏州及江南地区为主要发源地,思想家、文学家、在野“清流”派官员以及小说、戏曲、歌谣等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策动者和表现形式,并推导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但是,这些社会思潮及其推导者是可以不对后果承担责任的。顾宪成和王锡爵关于“庙堂是非”和“天下是非”的讨论,集中反映了在社会思想多元化过程中“国家认同”或“政府认同”出现的危机。除了动用暴力,明廷对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的挑战完全没有应对办法,直接导致了信任危机和思想涣散。这一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反复出现过。由于宗教的世俗化,中国的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难以起到教化作用,中国的官员一直需要以双重身份对民众施加影响,一是权力的象征,二是道德的示范,而一旦后者发生故障,前者的权威也受到挑战。

第三,明朝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受现实和理念的双重制约,经济上实施一元化重农政策,严重忽略渔业、牧业特别是海上贸易、西北边贸,并且对商业集团的形成始终带有警惕和畏惧。东南“禁海”,西北“禁茶”,内地“禁矿”、“禁盐”,成为明朝的基本经济政策。其结果是,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民间外贸的发展、隔绝了官方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切断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商人和实权派官员、吏员却在这场经济游戏中谋求利益,贫富差距扩大。一方面是社会多元化带来经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明朝的皇帝从成化开始大抵不接见大臣、不对重大决策承担责任,拘于传统理念和明太祖的“祖制”,文官们只能在“不争论”中对经济政策进行“微调”。于是,一方面是财源的继续流失,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税难以建立起国家救助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农民起义、亡于清朝的入主,倒不如说亡于长期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

第四,国家对多元化社会和社会转型的应对态势,决定于政策决定者的立场、观点和对时局的认识,并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明朝的国家决策主要依靠文官集团,文官皆由科举而进,儒家学说为科举的基本科目。同时,明朝也是继两宋之后又一个以汉族官员为基本构成的朝代。这就造成了来自于传统农业地区的官员、吏员成为执政主体,来自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掌握着话语权。虽然内廷宦官多来自北方,但当权者大抵被改造成“文化人”,而且是带有北方传统农业习性的文化人。明朝政策决定者的这种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决策层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农业地区、对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屁股决定脑袋”乃天下之通理,官员的身份和地域结构、民族结构导致政府的决策多以汉人区、农业区、经济文化发达区为坐标。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越是生产出社会价值,其带来的阶层之间、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就越大,社会财富也就越向发达地区集中。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的军事力量,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第五,思想的涣散、官场的腐败,必然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由于特殊的地位,军队一旦腐败,其程度就非外人所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说容易,做实难。表面上是国家养着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军队,但军费严重不足,军官谋求私利、士兵自谋生计。“土木之变”其实揭示了一个真相:明朝的军队可以比较轻松地打击没有组织的民众、可以比较吃力地镇压有组织的农民反抗,甚至可以艰难地抗衡来自外部的有组织的军事势力,但它绝对无法抵御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军事集团,甚至也无法对抗已经强大起来的农民武装,更何况内忧外患并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错。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传教士的进入内地,带来了新宗教、新理念、新技术,在士大夫中激发起了新的社会思潮,“师夷之长技以御虏”的思想不仅产生,而且付诸于抗击女真的战争之中。[4]但是,“外援”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中国内部的社会问题,中国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明朝也如此。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历史研究》,2007年1期。

[3]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1期。

[4]欧阳琛、方志远:《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文史》,2006年4期。

作者简介:方志远,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师范大学“传统社会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历史系教授。(南昌330022)

本文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5—9页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每日读史 · 温故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