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老周在黑暗里睁开眼,又到了该起床的点儿。他在被窝里躺了一会儿,侧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温控器,18度。供暖末梢的楼,冬天也就这个温度了。

他像往常一样,猛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头刚抬起来,一阵眩晕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眼前发黑,天花板在转。他扶着床头柜缓了足有十几秒,那阵黑才慢慢退下去。

老伴在隔壁屋还没醒。老周自己穿好棉衣,灌了一杯温水,推开单元门,外面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缩了缩脖子,没戴帽子——嫌麻烦,帽檐挡视线——快步朝小区门口的包子铺走。从楼梯口到大门那五十米路,他走得急,风灌进领口里,耳朵冻得生疼。

到了包子铺,他看见隔壁单元的老李也站在那儿排队。老李戴着厚厚的绒线帽,帽子一直压到眉毛,还围着围巾,密不透风。老周笑了:“老李,你这裹得跟个粽子似的干嘛?”

老李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又摸了摸他的耳朵,眉头皱起来:“老周,头上一根线都没有,你就这么出门?你不怕啊?”

“怕啥?就这几步路。”

“你别不当回事。”老李的声音提高了些,“我爸那个老朋友,去年冬天,就是洗完澡头发没吹干,觉得楼下买个菜没什么,出了楼道那股冷风一激,整个人就倒下去了。人没救回来,倒下去到送医,前后不到四十分钟。”

老周听着,有点发愣。他看着老李笃定的表情,没再嘴硬。

回家的路上,他不由自主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凉得像一块铁皮。

那天晚上洗澡,老周记住了老李的话,把水温调低了些。但习惯改不了,他还是先让花洒从头冲下去。热水浇在头顶的一瞬间,他确实觉得有点闷,喘不上气。他关掉水,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缓过来。

他想起老伴常唠叨的那些,现在觉得每一句都有道理:先用水把手脚冲暖,从四肢慢慢过渡到躯干,再最后冲头。别一开始就对着头和脖子冲,轻则缺氧,重了就是血管出问题。家里有老有小,真出事儿,担不起。

第三天,老周去早市买菜,碰见一帮一起下棋的老伙计。老刘穿着件羽绒服,敞着怀,脖子里连条围巾都没戴,正蹲在地上挑菜。

“刘哥,你也不戴个帽子?”老周问。

老刘嘴里哈着白气:“不冷,皮实。”

“帽子戴上。”老周把老李讲的那件事又翻出来讲了一遍,讲到最后,声音有点沉,“那老爷子我也见过,身体比咱俩都壮。说倒就倒了,留了一句话都没给家里交代。”

老刘听着,站起来,拍了拍腿,没说话。那天他回小区的时候,帽子和围巾都戴上了。虽然嘴上还念叨着“麻烦”,但手已经把帽檐压得结结实实。

老周以为这件事说完了,算了了。直到入冬后的第二场雪落地那天。

他老伴下午出门买菜,回来时脸色煞白,进门就扶着门框,半天没动弹。老周问她怎么了,她说路上她看见一楼的小王,三十出头的小伙子,端着刚买的冰镇饮料,一口灌下去半瓶。

“他额头上的汗都还没干。”老伴压着声音说,“那么大口冰水灌下去,我看着他喉咙都堵了。人当场就软下去了,我吓得腿都发软。还好旁边有个年轻人,手快扶住了他,打了120。救护车来得快,后来听说人抢救回来了,但我看他脸白得像纸一样。”

老周没说话。他想起自己喝了半辈子的凉茶、冰啤酒,都是大夏天从外面一身汗回来,拧开冰箱就灌。他一直觉得自己身体扛得住。

老伴还在说:“救护车的医生说,说夏天突发意外的更多,都是年轻人。觉得年轻没事,一冷一热,血管就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老周把家里热水器调低了温度,又去储物间翻出了一顶旧毛线帽,挂在玄关的挂钩上。他老伴看见,问他:“你不是说帽子碍事吗?”

老周没抬头:“出门戴着,回来了再摘。”

从那以后,老周出门前的动作多了一个:顺手抓帽子。不管晴天雪天,不管走多远,哪怕就是楼下取个快递,帽子也扣在头上。到了超市或人多的室内,他不急着摘,先在门口站一会儿,等身上那层热气散了,再慢慢脱下来。因为他记得那句话:从室外到室内,也要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

冬去春来,第二年开春,老李约他去打太极。天还没全亮,俩人穿过小区侧门,走到河边空地上。老周站定,把帽子取下来,放在旁边的长椅上。

他练完一套拳,额头上出了一层薄汗。他站在晨光里,看着头顶新出的柳芽,突然觉得,能安稳地过一次冬天,就是最好的安排。

回家路上,老李跟他说,自己前几天看体检报告,血压高了一点点,医生让他注意保暖,别大意。

“我还跟你学着,帽子戴上了。”老李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那顶棉帽子在春风里显得有点突兀,“你别说,心里踏实。”

老周笑了笑,没接话。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他老伴下个月生日,他计划带她去医院做一次全面体检,顺便也给自己挂个号。他觉得,签字的时候那只手,得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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