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假、假冒商标类案件,家属最容易问的一句话是:“有没有无罪的可能?”

问这句话的时候,大多数人心里想的其实是“能不能找找关系”或者“能不能拖一拖”。但真正走过无罪辩护这条路的人知道,这类案件的无罪,从来不靠运气,也不靠“态度”,它靠的是在一个个具体的构成要件上,找到控方证据无法闭合的那一环。

下面这几类无罪辩护的路径,是实务中真实发生过、并且被检察机关或法院采纳过的。它们不承诺结果,但它们能说明一件事:无罪的空间,往往藏在那些看起来“板上钉钉”的细节里。

路径一:主观上不明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这是销假案件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低估的无罪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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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区曾有这样一起案件:林某某受雇在一处储存、销售假冒“爱马仕”皮包的窝点负责送货,案发后仓库内查获的假冒皮包价值高达824万余元。林某某被列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案件经过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最终对林某某作出了存疑不起诉决定。理由是: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林某某主观上知道运送的皮包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且他仅仅收取了固定且符合市场价格的运费,无法据此推定其具有明知的故意。

同类的逻辑也适用于“持有、运输”环节。另一起案件中,陈某某受托将二十箱假冒“马爹利”“轩尼诗”等注册商标的洋酒送至物流点,货值21万余元。但检察院在退回补充侦查后认为,现有证据只能证明陈某某持有、运送了这批洋酒,无法证明其具有销售牟利的主观故意,主客观不统一,最终同样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这两起案件的共同点在于:办案机关查获了假货,但没能穿透“知道手上有假货”和“知道自己在参与销售假货”之间的那层证据壁垒。 无罪辩护在这一路径上的工作,是把当事人认知状态的变化还原到具体的时间线上,而不是接受“接触了假货就应当知道”的笼统推定。

路径二:行为根本不落入“销售”的射程

有些案件,当事人确实买了假货、用了假货,但法律评价的对象不是“买”或“用”,而是“卖”。

王某某承包了一项防水工程,合同约定必须使用“雨虹”防水卷材。他为降低成本,购进了假冒“雨虹”商标的卷材用于工程施工,但没有对外转卖。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这种行为属于加工承揽合同中的原材料使用环节,不存在“销售”行为,不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自用”与“销售”之间的这条线,在销假案件中经常被模糊处理。进货记录、转账流水、仓库里的货,很容易被直接拼成一个“销售”的叙事。但商品是否进入流通领域、当事人是否通过转卖获取差价,才是这个罪名客观要件的基础。基础不成立,后面的金额和明知都失去了讨论的前提。

路径三:上游无罪,下游的入罪基础随之瓦解

知识产权上下游犯罪在刑事追责上具有依附性。上游的生产商、供货商如果经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犯罪,下游销售商的入罪基础就不复存在。

广州就有过这样的判例。张某销售了从杜某公司采购的标有“DOMINO”商标的工业喷码机,销售金额6.76万元,原审认定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再审期间,广州中院作出生效判决,认定杜某公司生产的喷码机属于第七类工业机械设备,与权利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第九类商品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同一种商品”,杜某公司不构成犯罪。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据此再审改判张某无罪,撤销原判。

这个逻辑的杀伤力在于:它把辩护的战线往前推了一层。当上游的定性本身站不住的时候,下游的“销售”就失去了犯罪对象的前提。无罪辩护有时候不是在这个罪名内部完成的,而是在上游的定性上先被解决掉的。

路径四:数额没有跨过入罪的门槛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入罪,2025年司法解释采取的是“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或者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双轨标准。数额没有跨过这条线,行为就不构成犯罪。

有案件中,当事人在商标被宣告无效前生产了手拉葫芦,之后继续销售库存,违法所得仅4195元,远低于追诉标准,检察院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个案例看起来“小”,但它说明一个道理:销假案件的数额辩护,第一步不是去讨价还价“减多少”,而是去核实“够不够” 。流水总额、刷单退货、非侵权商品混入、成本扣除——这些项目逐项剥离之后,案件的起点可能根本就不在刑事立案的标准之上。

孙浩宇律师 | 综合大所广东凯君瀛信律师事务所 | 刑事团队主任 | 累计经办案件总金额超10亿元,客户满意度98%+,多案获不起诉、撤案、死刑改判、缓刑等显著成果。

上面这些无罪路径,单独看是一条条规则,放在一个具体的案子里,它们是一组需要同时审查的问题:这个当事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卖假货,他的行为到底算不算“销售”,上游的定性有没有被动摇,数额到底有没有跨过门槛。这些问题的答案,分散在讯问笔录、进货凭证、物流单据、鉴定材料和平台数据之中,需要有人既能看懂侦查阶段这些材料是如何被组织和固定下来的,也能判断审判阶段法官在审查“明知”和“销售”要件时,真正看重的是哪些证据之间的对应关系。

孙浩宇律师拥有公安刑侦中队长、法院审判骨干、专职刑辩律师三重履历。做刑警时,他清楚销假案件的现场扣押、讯问重点和流水统计是怎么完成的,哪些“明知”的推定在证据上其实经不起交叉检验;在法院工作时,他熟知法官在审查“是否属于销售行为”“主观明知是否成立”“数额是否达到入罪标准”时,关注的不是单方结论,而是证据链能否闭合。在知识产权犯罪辩护领域,他专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等民刑交叉案件,习惯从行为定性、主观明知和数额基础这些前置问题入手,而不是在罪名既定的框架里被动地谈情节。其执业机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1702房。

最后提醒:无罪的空间,在案件早期最需要被“看见”

销假、假冒商标案件的无罪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阶段形成的材料。第一次讯问中如何描述自己对商品真伪的认知、进货凭证和物流单据是否被完整调取、流水统计的口径是否混入了非侵权商品——这些细节如果不在早期被专业地审视和固定,等到起诉书上的“明知”和“销售金额”被写成既定事实,再想回过头去拆解,空间会小得多。

如果你或家人正面临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或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调查,对“明知”“销售行为”或数额认定存在疑问,建议在案件框架尚未定型时,尽早获得专业的法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