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刑辩这些年,运输类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我们碰过不少,当事人十有八九是货运司机,开口第一句话几乎都一样:我就接了趟活赚点运费,怎么就成犯罪了?
这类案子的指控证据往往长得很像:运费比市价高一点,货主不让凑近看装货,给部专用手机单线联系,指定路线绕着走。乍一看处处透着反常,就直接往掩隐罪上套。但每次我们都会多抠几层:上游到底是什么犯罪?这批货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所得”?司机到底知情到什么程度?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1115号谭某旗、谭某案,就是把这些问题拆得最透的一份指导案例,常读常新。
一、一趟运费9000元的活
2010年3月,谭某旗、谭某开着解放牌货车卸完货,在厂门口碰到了找车的刘某锋,说有批货拉去杭州,运费9000元。谭某旗顺嘴问了句是什么货,对方没接话,看在运费不低的份上,两人把活接了。
后面的流程处处透着反常:装货时货主让他俩去面包车里等着,自己把货车开走装;交货时先付了5000块定金,塞过来一部只能跟他单线联系的专用手机,说等通知再发车。上路之后,对方全程追着问位置,随时指挥改路线。
3天后,货车在闽浙高速收费站被拦下,车上装了19350条“苏烟”,经鉴定全是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涉案货值金额208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定二人明知所运货物系犯罪所得仍予以转移,属情节严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谭某旗有期徒刑四年、罚金四万,谭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三万。两人案发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判决当时就生效了。
二、先把案例的立场说清楚
很多人读这个案例容易读偏。《刑事审判参考》收录它,不是把这份一审有罪判决当正确范本,恰恰是拿它做商榷样本,厘清裁判规则。最高法刑四庭撰写的裁判理由里明确指出:原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二被告人依法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是最高司法机关的正式指导立场,对全国同类案件都有参考意义。
说白了,这份生效判决是个“反面教材”,辩护工作最该盯的就是这种时刻:哪怕判决已经落槌,构成要件该追问的,一步都不能省。
三、追问一:这批假烟,是“犯罪所得”吗
这是本案最核心的出罪点,也是很多办案人员容易混淆的地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隐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说白了就是上游犯罪直接赚到的赃款、赃物。
假烟是什么?是上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犯罪对象,是用来作案的“货物”,不是“所得”。货还没卖出去,货款还没拿到手,整个犯罪行为还没完成,“所得”根本就还没形成。
打个比方:盗窃罪是拿到财物就既遂,偷来的东西本身就是赃物、就是犯罪所得;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得把货卖出去、拿到货款才形成犯罪所得,没卖出去的假货只是犯罪工具和对象,算不上“所得”。
这里张智勇律师也补一句现行法律的变化:当年案例里援引的2015年掩隐司法解释已经废止,现在生效的是2025年的新司法解释(法释〔2025〕13号),但对“犯罪所得”的核心定义没变——必须是通过犯罪直接得到的赃款、赃物。所以第1115号案例的这个核心逻辑,放到今天的法庭上依然站得住脚。
货物违法是一回事,算不算刑法上的“犯罪所得”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划等号。
四、追问二:明知,靠什么证明
除了犯罪对象,主观明知是另一个容易被“推定”过头的环节。
裁判理由里有句话我特别认同:现有证据最多能证明两人可能察觉是违禁品,但证明不了他们知道这是他人的犯罪所得。9000块的跨省运费是比市价高,但还没高到明显离谱的程度;装货时货主刻意回避,可谭某旗接活时也主动问过货品种类,是对方没说。
可疑不等于明知。专用手机、指定路线、偏高运费,这些都是反常迹象,是推定的素材,不是推定的结论。按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则,判断主观明知,得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货物交接方式、运费偏离程度、路线异常程度,还有本人的供述辩解综合判断。而且这个推定是允许反证的,只要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情,就不能硬定。
不能因为“这趟活不对劲”,就直接跳到“他明知是赃物”,中间的证据链条省不得。
五、追问三:和上游犯罪是什么关系
掩隐罪定不住,不等于就彻底没事了,还有另一种可能:上游犯罪的共犯。
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两人事前就和货主通谋,明知是假烟还帮忙运输,那就该按上游犯罪的共犯定,而不是掩隐罪。两者的分界线就在“事前通谋”:要是参与了谋划、有明确分工、按比例分赃,那是共犯;要是只是事后接活、赚固定运费,那才谈得上赃物犯罪。
现行司法解释也明确了:事前和上游犯罪分子通谋,帮忙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才按共犯论处。所以辩护的时候要两头盯:一头不能让对方跳过构成要件直接定掩隐,另一头也要把共犯的边界划清楚——运费就是运费,不能当成赃款分成。
六、这类案件,把三个问题拆开要证据
办运输型掩隐案,要把三个问题拆开来,逐项找证据核对。
第一,货物到底是什么属性。在上游犯罪里处于什么阶段?是生产出来的成品,还是已经卖掉换回的货款?查获的时候有没有完成交易?只要还在生产、运输、囤货环节,没变现,“犯罪所得”就没形成,这是最核心的出罪点。
第二,司机到底知道多少。别拿“可疑”说事,去抠细节:接活时问没问过货品?对方有没有如实说?装货时能不能靠近?运费和市场价差多少?知道“可能是违禁品”,和知道“是别人的犯罪所得”,中间差着一大截,不能靠推定跳过去。
第三,和上游是什么关系。事前有没有过接触?有没有约定分成?赚的是固定运费还是利润分成?关系不一样,罪名不一样,证明标准也不一样。
货再多、再可疑,都替代不了构成要件的审查。19350条假烟看着数字吓人,但数字大不等于罪名就能成立。
那辆涉案的货车,最后被一并没收了。对跑货运的人来说,车就是吃饭的家伙。这个案子的分量,从来不止于两个司机的刑期。
它其实是给所有办案的人提了个醒:“货物有问题”和“司机构成犯罪”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这段路,要靠完整的证据链一步步走完,不能靠“看着可疑”就直接跨过去。
【作者简介】
张智勇,全国优秀律师,智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执业29年,2009年带领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剥离民商事业务,完成全员刑事专业化转型。代理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案(国家监委成立后001号案),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案,贵州省原副省长李再勇案,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级职务案,厅级数十件,各类受贿、行贿案上百件;并辩护代理了重庆不雅视频赵红霞案、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案、云南鲁逸荣L置27个月案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亲办重大疑难职务、诈骗及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多人获无罪释放;带领团队办理刑案近万件。受聘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多所高校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律所实行全部刑案集体讨论。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