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听风的蚕

上一篇讲了三种气质:临事有静气,行事有担当,出言有分寸。这三种解决的是同一类问题,就是局面不稳、责任不清、话说得不合适的时候,人能不能站住。但一个领导只靠这三样,还带不动队伍把事情做成。事情要往下推,还得有另外三样:会不会识人用人,肯不肯自己先做到,敢不敢把规矩立在所有人面前。这三样听起来都是老话,落到具体人身上,差别往往大得惊人。

领导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是拿自己的长处当标准,看谁都差一点,最后用的全是顺手的、听话的、不给自己找麻烦的人。顺手不等于能干成事。真正把队伍带起来的,是敢用比自己强的人。

《史记·秦本纪》里记了一件事。百里奚原来是虞国的大夫,虞国被晋国灭掉后,他成了俘虏,作为晋献公女儿的陪嫁奴仆送往秦国,半路逃到楚国宛地,被当地人抓住。秦穆公听说这个人有本事,想把他赎回来,又怕楚人知道他的分量后抬价,就按当时奴隶的市价,用五张黑公羊皮把已经七十多岁的百里奚换了回来。人到了秦国,秦穆公跟他连谈三天,谈完就把国政交给他。因为这件事,百里奚在秦国被称作“五羖大夫”。羖就是黑公羊,五羖大夫这个称呼,说白了就是“五张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后来百里奚又向秦穆公举荐了蹇叔,秦穆公同样礼数周全地把人请来。靠着这批人,原本偏在西边的秦国一步步向西扩张,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这件事里,秦穆公没有问三样东西:没问百里奚是哪国人,没问他是俘虏还是奴仆,也没问他七十多岁还能干几年。他只问了一件事,能不能办事。用人最容易被出身、年龄、旧关系这些东西干扰,而这些东西恰恰和能不能成事无关。

近一点的例子在美国。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共和党内跟他争夺提名的三个人,西华德、蔡斯、贝茨,个个觉得自己比林肯更有资格,西华德私下还说过这个新总统没什么本事。林肯把这三个人一起请进内阁,分别担任国务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西华德的儿子后来回忆,父亲一开始并不服气,几个月后开始真心佩服林肯。蔡斯更不安分,当上财政部长后一直惦记着1864年的总统提名,多次为自己造势,林肯也没把他赶走。1864年蔡斯辞职,林肯提名他去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历史学者多萝西·古德温为此写过一本书,中文译名是《对手团队》,讲的就是这段组阁过程。林肯这个选择在当时的政治上并不合算:把反对过自己的人放在身边,每天都要听不合意的意见。他要的是这三个人各自的长处,西华德熟悉政坛的门道,蔡斯懂金融和财政,贝茨在边界州有影响力。南北战争打了四年,这个内阁争吵不断,却没有散架。

容得下比自己强的下属,代价是自己显得没那么重要。但领导的位置不是靠压住别人保住的,是靠事情做成保住的。反过来看,一个团队里如果所有人都比领导弱一截,最后拍板的永远是同一颗脑袋,出错的概率只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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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可以用权力下,执行只能靠示范带。领导说什么,下属会听;领导做什么,下属会学。这两件事一旦不一致,下属学的永远是后者。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吴起带兵,用了很平常的几句:“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意思是他跟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不骑马,自己背多余的粮食,跟士兵一起受累。后面还有一句更出名,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趴下去用嘴把脓吸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了以后哭,别人问她为什么,她说,将军这样待我儿子,我儿子迟早要为他去死。

吴起这么做,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战国时候的军队,将领睡帐幕、骑马、有人伺候,这些差别是身份的一部分,士兵心里清楚得很。他把自己降到士兵的生活水准,士兵对苦日子的容忍度就上去了。魏国的军队在战国初期能压住秦国,靠的就是这套东西。

《宋史·岳飞传》里有两句话。一句是宋高宗要给他建宅第,他推辞说“敌未灭,何以家为”,敌人还没灭,要家做什么。另一句是他回答别人“天下何时太平”,他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意思很直白,文官不贪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他带的岳家军有两条纪律,叫“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冻死也不拆百姓的房子,饿死也不抢东西。这两条不是写在墙上就算数,是执行得下来,所以金军那边留下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

岳飞要求别人的两条,自己一条都没破。他没有贪财的记录,最后也死于不肯退让。下属照着做,未必是怕他,更多是因为知道他跟自己走的是同一条路。

1940年5月,丘吉尔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英国下院讲话,说的是除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没有别的可以奉献。这句话流传很广,但真正起作用的不在这句话本身。当年9月起伦敦连续遭到轰炸,丘吉尔多次去刚被炸过的街区,看现场,跟居民说话。那些地方随时可能再挨一轮炸弹。民众看到他站在那里,比广播里的口号管用。

喊口号成本最低,兑现口号成本最高。下属不看声明的措辞,只看声明有没有被兑现。要求别人加班,自己到点就走;要求别人守时,自己每次都迟到;讲廉洁,报销单上全是私人开销。这类事情出一次,前面所有的话都作废。

需要说清楚的是,以身作则不是让领导去干下属的活,也不是天天熬到最晚。真正被看在眼里的只有一件事:要求别人的那条线,自己有没有踩过去。

权威不是职位给的,是规则给的。同一个规矩在所有人面前一样,权威才立得住;规矩在某几个人面前可以商量,再大的职位也只是个摆设。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还记了孙武的事。孙武带着兵法去见吴王阖闾,吴王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了,能不能拿宫里的女子试一试。孙武说可以。吴王挑了一百八十名宫女交给他,孙武把她们分成两队,让吴王的两个宠姬当队长,反复交代口令,宫女们只是笑。孙武说,规矩已经讲明白了,不照着做,按军法处置,宫女还是笑。孙武要斩两个队长,吴王赶紧求情,说知道你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人不行。孙武回答,我已经受命为将,不按军法办事,凭什么带兵。两个宠姬被斩,重新击鼓,宫女们左右前后跪起都合了规矩。吴王从此知道孙武真能用兵,任他为将。

“三令五申”这个说法就是从这类做法来的——先把规矩讲清楚,讲明白了再执行,不搞突然处罚。这个顺序很重要,先讲后罚是立规矩,不教而诛是耍威风,前者让人知道边界在哪里,后者只让人害怕。

诸葛亮那边的事更说明问题。228年第一次北伐,他让马谡守街亭。马谡不听部署,放弃城池上山扎营,被魏将张郃切断水源,大败。诸葛亮退兵回汉中,斩了马谡。《三国志》记这四个字是“戮谡以谢众”,杀马谡,向众人交代。麻烦的地方在于,马谡是他自己看好的人。刘备生前提醒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仍然重用他。斩自己看好的人,等于当众认错。

接着的举动更少见。诸葛亮上疏请求自贬三等,说自己以浅薄的才能担了重任,出了这样的差错,应当受罚。朝廷把他从丞相降为右将军,仍然代理丞相事务。这个处分对实际权力影响不大,姿态却很清楚:规矩不是只管下面的人。

赏罚最容易失效的地方,是罚到自己人。亲信出了错,一句“下不为例”带过去,旁边的人都看在眼里:规矩是软的,看对谁。到了这一步,罚再多普通员工也没人当真。

企业里也有类似的做法。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当首席执行官时推行一套叫“活力曲线”的考核,把员工按业绩分成三档,最好的百分之二十,中间的百分之七十,最差的百分之十,最差的这一档每年要离开。这套办法在中文里常被叫作末位淘汰。那二十年里,它确实推动了通用电气的效率,也让韦尔奇成了管理学的样板人物。

但这套东西的副作用同样清楚。强制排名会让人彼此设防,团队内部先争名次再谈配合,短期数字好看,长期的创新被压住。后来不少公司学了几年就停下来,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赏罚分明有它的边界:分明的是标准和程序,不是把队伍末尾的人一律裁掉。

所以赏罚的关键不在罚得多重,在三条:标准事先公开,程序可以查,不按关系定输赢。这三条做到了,被罚的人心里服;做不到,被奖的人也觉得是运气,赏赐发出去也换不来劲头。

上一篇的三样,管的是遇到事情怎么做人:局面乱的时候稳得住,有了过失扛得住,说话留得住分寸。这一篇的三样,管的是事情怎么推下去:人要用对,自己先做到,规矩不管是谁都管。前一半决定别人敢不敢跟你,后一半决定别人愿不愿意跟你把事做完。

这六样没有一样是天生的,也没有一样是当了领导就自然会的,都是可以练的,也都可以拿来对照自己。三个问题就够用:身边有没有比自己强的人,而且还在用;要求别人的那条标准,自己守没守;自己定下的规矩,有没有管到自己。

说到底,所谓领导气质,是在别人稳不住、不肯担、不愿守规矩的时候,这个人稳住了、担下了、守住了。这样的事做多了,别人提起他会说这个人靠得住,气质就是这么攒出来的,跟嗓门和架子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