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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顾随提出,修养高于情商,情操强调情感与理智调和,该论述从诗歌与做人两方面指引了提升人格境界的发展方向。

作者:经济观察网书评

经济观察网我们习惯把“情商高”理解为会说话、懂分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在学者顾随的论述中,真正的修养指向另一个词:情操。它不是压抑感情,也不是任由情绪放纵,而是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一个人既能真诚地感受世界,又能安顿自己的内心;既有热烈的情感,又有自持的力量,这才是更高层次的人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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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是信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

“情操”一词中的“操”,含有理智的成分。所谓“操”,就是要提得起、放得下、弄得转、把得牢。古人讲“发乎情止乎礼义”,也是这个意思。顾随进一步解释,“操”还可以理解为操练、体操的“操”,是一种有范围、有规则的活动。因此,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信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说到底,人需要让感情与理智相互调和。

但调和并不容易做到。哲学家往往偏于理智,文学家又太重感情,很难得到平衡。顾随认为,格物致知所求的,是做人的学问。学问虽然可以由知识中获得,却并不等于知识本身。真正的学问,是自己切实的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能体现出这种修养。做人处世的学问,核心正在于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理解《诗经》,便不得不理会“情操”二字。在顾随看来,《诗经》就是最好的情操。中国诗教讲究温柔敦厚,无论从“情操”消极方面的操守来看,还是从积极方面的操练来看,都与这一传统相合。所谓学问,浅近地说,就是不会则学,不知则问。

有学问的人,其最高境界就是有胸襟、有见解、有气度的人。梁启超曾提到英文中的gentleman不易翻译,若用“士君子”一词,或许庶几近之,再简洁一些,就是“君子”二字。孔子不轻易许人为君子,可见君子之材实在难得。“士君子”是完美而无瑕疵的理想人格,常人虽不能完全达到,却可以将其作为高高的标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正是人高于动物之处。

学问的最高标准是士君子。士君子温柔敦厚,是“发而皆中节”。顾随比较说,释迦牟尼认为现实、现世、现时是虚空的,儒家则求为现实、现世、现时的起码的人。表现这种温柔敦厚的、平凡的、伟大的诗,就是“三百篇”。其后许多诗人多才气发皇,但所作往往较过,像曹氏父子、鲍照、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另有一些则所作不及,属于平庸一派,如白居易。白居易虽想追求温柔敦厚而尚未达到,但也有其为人不及之处。在中国诗人中,顾随认为最伟大者唯有陶渊明,他真是“士君子”,真是“温柔敦厚”。

从诗歌中学习去邪存直、去伪存真

有才气、有功力,写华丽的诗并不难,要写温柔敦厚的诗却难得多。一个大材之人可能说话嚅嚅不能出口,力举千钧的人可能蜕然若不胜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关键在于,才气发皇利用的是文字,但要使文字之美与性情之正打成一片。合乎这个条件的才是诗,否则格律形式没有差别,也仍然算不了诗。

“三百篇”文字古老,有理解上的障碍,不容易让人直接领会;唯有陶渊明的诗较为易解。顾随举出对照鲜明的例子:“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美而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而不美。宗教家和道家往往把人的感情视为盗贼、蛇虫,古代圣贤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感情如野马,必须加以羁勒,不必排斥,感情也能助人为善。情与欲固然相关,这是人所不能否认的。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顾随认为,这里所说的“无邪”与宋朝理学家所说的“无邪”“正”不同。道学家自命传圣贤之道,其实并不了解圣贤之道,只是干巴巴、死板板地谈“性”、谈“天”。所以,“无邪”与其说是“正”,不如说是“直”。未有直而不诚者,直也就是诚。《易传》讲“修辞立其诚”,用这句话来解释“思无邪”最为贴切。诚,即使不正,也可以感人。“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一句极其不正,却不能不说它是诗。原因就在于诚。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从“志”到作出“诗”,中间的过程就是杜甫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读诗同样要“思无邪”。但为什么又说诗无所谓是非善恶?常人所说的是非善恶,以世俗标准衡量,只是传统习惯中的是非善恶,而非真的是非善恶。月黑风高一联是直的,事虽邪而思无邪。在世法上讲,不能承认;在诗法上讲,却可以承认。诗中的是非善恶,与寻常的是非善恶并不相同。

观照与反省:情操更需大气象

一方面观,一方面赏,有自持的功夫。沉得住气,不是不烦恼,而是不叫烦恼把自己压倒;不是不欢喜,而是不叫欢喜把自己炸裂。这就是情操。必须对自己情感仔细欣赏、体验,才能写出好诗。常人常以为坏诗是情感不热烈,实则许多诗人正因为情感过于热烈,反而破坏了诗的美。

李商隐《花下醉》写道:“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客散夜深,伤感有多深,而诗句写得多美。残花不久,却还持着红烛去赏,真是沉得住气。夜半酒醒,人去之后,多么空虚,多么寂寞。但诗句中透露出的,是蕴藉、敦厚、和平,这正是情操的功夫。如果举一人为中国诗的代表,顾随必举李商隐,举《锦瑟》。《锦瑟》同样是“更持红烛赏残花”,不但对外界欣赏,而且对自己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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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非诗的最高境界。从观照欣赏生活得到情操自持,但仅有此功夫还不够。如果只是这样,便会作茧自缚,把自己局限在窄小的生活里,并非没有修养,而是没有发展。一个诗人如果境界世界甚小,伤感没有发展,长此以往就完了。后来的西昆体就是如此。李商隐的这类诗到了韩偓、韦庄那里必然会改变,西昆体学李商隐最终失败了。后世一些诗人沾沾自喜、摇头晃脑,也根源于此。

只是感情真实,没有情操,不能写出好诗。李商隐诗好,但其病在“自画”,也就是只写与自己有关的生活,而不是写广阔的人生。所以杜甫伟大。杜甫完全打破了小天地的范围,他的作品或许很粗糙,不够精美,却不能不说是伟大的、有分量的。

在追求更好生活的同时,也不忘安顿自己的内心。在一点一滴的修养中,成为更完整、更丰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