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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唯美|深情|精短

随笔|历史小说中的神秘人物谈

地区|陕西·西安

作者|常智奇

文章简介

wyqk(2016创刊)/程莫深

知名文艺评论家常智奇先生撰写的文章,探讨当代历史小说对黄石公、鬼谷子、诸葛亮等神秘人物的“过滤”现象。作者指出,中国神秘文化实为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轴心的整体性认识论,却被现代工具理性遮蔽。当代创作由此陷入祛魅装饰、悬置为修辞、消灭审美间距、简化为单面符号四种症候。文章主张以“机缘”为中介、以“间距”为结构、以“悲悯”为方法,重建神秘人物的塑造路径,接通历史书写与文明记忆。

中国古典历史小说中的黄石公,鬼谷子,张良,徐福,东方朔,左兹,李淳风,诸葛亮、刘伯温、张三丰等人物形象,带有神秘文化色彩。他们观星知世,竖指测天,撒豆成兵,点石成金,耕云播雨,草船借箭,运筹帷幄,搅动朝野,联纵抗横,改变格局,是中国神秘文化的艺术再现。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在表现这类神秘人物时,要么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要么以神映像,交代背景,要么一笔带过,清空他们身上神秘文化的东西,把他们降低为一个世俗社会的常人。这并非一个局部的技法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历史观念、文化自觉与认识论根基的深层症候。其根源在于:中国神秘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轴心,以人的生命形式——结构——功能为本体,综合情、意、志的整体性认识论,而当代历史小说的主流叙事框架,却在不知不觉间被一种窄化的“历史真实”与“日常经验”所殖民,从而失去了与这一认识论对话的能力。因而在“塑造神秘人物”中,就只能停留在猎奇或装饰的层面。

一、中国神秘文化认识论的定位:一种被遮蔽的底层逻辑

我的老师费秉勋先生在开创“中国神秘文化”研究时,曾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卜筮、星命、堪舆、占候、相学、禁咒、望气等知识实践,从西周到明清始终渗透于中国社会从宫廷到民间的全部阶层,却长期被现代文化精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种遮蔽的实质,是以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分解研究的科学范式为唯一标尺,将农耕文明创造的一切不能被纳入主客二分、因果链条的知识形态判定为“前现代的蒙昧”。然而,中国历法、二十四节气等,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说明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文明的合理性。神秘文化之所以不能被如这般地被轻易打发,恰恰因为它不是一套与科学理性对立的“迷信目录”,而是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本体论前提、以“道法自然”为方法论,取向整体论的一种生命认知方式。

在这种认知方式中,天与人、时与势、心与物、爱与欲并非彼此外在的实体,而是在一种连续的、耦合的、反馈感应的关系中,相辅相成,相克相生,相互构成。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总体取向,在致知思想上表现为思维的整体性、主体性与直觉性。对整体的把握,不能依靠概念分析,而必须依靠“直觉顿悟,情意领会”。这种直觉不是非理性的冲动,这种情意不是感性投射,而是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与伦理修养中,化成一种潜意识蕴藉在本能深层的知解力、是对事物之间隐秘关联具有一种穿透性的感知判断力。它以“象”为中介,以数为标识,在象数思维中推演时位与境遇的流转,呈现天人之间那层尚未被分析穷尽的耦合关系。因此,中国神秘文化的认识论内核可以概括为:在分析尚未穷尽整体之前,以直觉—象—整体的方式先行把握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与时机,并据此作出“经世致用”的判断与行动。 它既不是“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赋予,也不是“未卜先知”的巫术表演,而是一种在经验理性的边缘地带运作的、带有伦理关切的实践智慧。

这一认识论之所以被定位为“底层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因为它带有原始思维的泥土,带有“前意识”的晨露,带有觉悟的朝晖。它并不专属于方术之士的私密空间,而是弥散在中国人理解生活与生产、现实与历史、判断人事、安顿生命的基本方式之中。鬼谷子“生卒不详”却在后世被不断赋予军政与仙道两重形象,刘伯温“志在大儒”却在民间记忆中成为“半仙”,都说明神秘人物形象本身是历史真实与集体心智长期博弈的沉积物。集体心智所沉积的,不是某一条具体的预言,而正是上述那种“在时势的缝隙中辨识机缘”的认知姿态。历史小说如果只取“实干派”的刘伯温而弃“半仙”的刘伯温,看似求真,实则丢弃了历史接受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一整层精神事实。

二、认识的窄化与创作的症候: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看不见”神秘人物的四种形态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对历史上的神秘人物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过滤”,有其值得同情的初衷:在庸俗社会学“影射史学”与“权谋叙事”败坏了历史书写品格的背景下,作家们转向“尊重历史”时,第一刀便砍向了那些“掐指一算”的面孔。问题在于,“历史真实”被窄化为文献可征的事实,“艺术真实”被窄化为符合日常经验的心理逻辑。在这双重窄化之下,中国神秘文化所承载的那种整体性认识论便无处容身了。理论上的认识不清,在创作实践中表现为四种彼此关联却又层层递进的症候。

第一种形态:以“祛魅”为名,将神秘文化清空为背景装饰。 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安全”策略。作家承认神秘文化是时代氛围的一部分,也描写人物如何“信”天命、术数、风水,但叙述者的认知立场始终停留在外部,拒绝进入神秘文化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内在肌理。神秘人物被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凡人”,其“神”的一面被心理学化或社会学化,其行为背后的“天人”连续性、耦合性、反馈性被切断。结果是,历史小说获得了日常经验层面的“可信性”,却失去了把握历史转折处那些无法被制度分析与阶级分析穷尽的,人性的二重、道德的二重性、资本创造文明的二重性的中道上,“机缘性智慧”的文学能力。神秘文化沦为一种地方时下色彩的涂抹,而非照亮人物精神结构的光源。

第二种形态:以“悬置”为名,将神秘文化降格为博弈的修辞。 马伯庸所代表的“历史可能性写作”是这一形态的典型。它不判断预言的真假,而是将神秘话语还原为权力与利益博弈中的话语策略、信息不对称的产物或心理操控的工具。这一路径具有叙事上的自洽性与可读性,但它从根本上回避了一个问题:如果神秘文化仅仅是一种“修辞”,为什么它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持续地、跨阶层地构成人们理解世界与判断行动的真实框架?悬置真假,看似公允,实则是以现代工具理性的默认前提——一切不可计算之物皆可还原为利益动机——悄悄取代了历史行动者自身的认知视野。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则代表另一种倾向:他自觉地将先秦神秘文化视为“时代的精神真实”来书写,甚至认为“越是古典的时代,神秘文化越发达、越真实”。这较之前者更接近于承认神秘文化的认识论地位,但如果缺乏对其整体论内核的理论自觉,“精神真实”仍有滑向浪漫化渲染的风险。

第三种形态:以“间距”的取消为代价,消灭神秘人物的叙事功能。 神秘人物之所以在文化记忆中保有力量,根源在于叙事始终与他们保持着一种审美间距:我们看见他们的效果,却看不清他们的来路。黄石公授书张良而不入仕,鬼谷子隐于山林而弟子搅动天下,其“神秘”恰恰是叙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空白。当代历史小说往往急于“填补”这个间距,用充分的心理描写和社会分析把神秘人物还原为“可理解的个体”。这种“理解”的冲动本身是理性的自负:它假定历史理解可以且应当穷尽一切剩余。但神秘人物的文学价值,恰恰在于他们是历史中不可被完全消化的那一部分——是“时势”与“智慧”之间那道最细的接缝的显影。消灭间距,就是消灭这一显影的可能。

第四种形态:以“德性—权能”的二重性缺席,将神秘人物简化为智慧或权谋的单面符号。 中国神秘文化中的智慧从来不是中性的计算能力,它始终与伦理判断纠缠在一起。张良的“退”是智慧,也可能是对政治责任的回避;诸葛亮的“忠”是德性,也可能包含对身后名的经营;刘伯温的制度理性中,既有泽被后世的功业,也有皇权逻辑下的残酷。当代历史小说在处理这类人物时,往往只写出其“神机妙算”的一面,而不敢或不愿写出智慧与权谋、洞察与算计、承当与逃避之间那种不可分解的纠缠。其结果是,神秘人物被制造成一种“智慧超人”的消费品,而不是一个在历史有限性、两难性中做出选择、并承受其后果的人。这样的形象,在认识论上是贫乏的,在伦理上是轻薄的。

三、必要与可能:神秘人物塑造的当代性

指出问题是容易的,但要使“开掘这片处女地”的呼吁具有说服力,必须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当代的历史意识与文学语境中,重新系统地塑造神秘人物,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

必要性首先来自叙事完整性的内在要求。中国农耕文明的经验性,体现着“整体与神秘的双重性”。丢弃神秘,整体便残缺了。当历史小说将一切历史转折都解释为可计算的制度逻辑或利益博弈时,它恰恰遗漏了中国历史行动者自身所依赖的那一层认知资源:在不确定性中辨识“时”与“机”的能力,在局部信息中先行把握整体走向的直觉,以及在“天道”与“人事”之间维持张力的伦理敏感。不写这一层,历史小说所呈现的“历史真实”便是不完整的,因为它系统性地排除了历史主体自身理解世界的方式。其次,必要性来自当代精神生活的处境。工具理性的膨胀已经把道德判断所依赖的“感同身受”挤压到了边缘。神秘人物形象恰恰是训练一种有道德判断力的理性的极佳场域:在这些人物身上,智慧与权谋、洞察与算计始终纠缠,读者被迫使去面对一个无法用“进步/蒙昧”或“理性/迷信”的二元标签轻易打发的灰色地带。

可能性则来自认识论上的一个关键翻转:承认中国神秘文化是一种认识论,并不意味着要求作家“相信”方术的有效性。恰恰相反,它要求作家把神秘文化当作历史行动者曾经真实地用来组织经验、判断时机、安顿生命的一套认知框架来对待,而不是当作一套等待被现代理性审判的“信念内容”。一旦完成这一翻转,写作的路径便豁然开朗。作家不必去“证明”鬼谷子是否真的预知了战国的走向,而可以写那个隐于山谷的人如何以“旁观者—介入者”的双重身份,把一种关于时势与机变的整体性理解,通过弟子们的选择注入历史的关节处。作家不必去“还原”刘伯温的预言是否灵验,而可以写一个“志在大儒”的人在帝国初建的制度空隙中植入理性框架时,如何同时被皇权逻辑所利用和限制。在这里,“真实性”的标准不再是史书是否记载了“作法”,而是形象是否揭示了历史运动中那些不能被还原为经济必然性或制度逻辑的维度。

四、发展的路径: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坐标上重建方法

沿着正确的神秘文化理论指引的方向,当代历史小说塑造神秘人物形象的发展路径可以沿着三条彼此支撑的方法和原则展开。

第一条路径:以时代、历史、社会、人生的“机缘”为叙事的中介,而非以诡谲多变的“法术”为噱头。 神秘人物的文学力量,不在于展示预言的准确,而在于呈现一个具体的智慧主体如何在历史转折的不确定时刻做出不可逆的选择。黄石公授书张良,书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授”这一行为把一个隐逸的智慧传统突然接入了下一个即将介入历史重任的人生命运。文学应当写的,是那一瞬间的承当与托付,而不是帛书上的文字。以“机缘”为中介,意味着叙事聚焦于时势与智慧相遇的那个临界点——人物在信息不完整、后果不可逆的条件下,凭借整体性的直觉判断做出选择,并承担这一选择在历史中的全部后果。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它承认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是艺术真实的(它呈现了个体在结构缝隙中的能动性)。

第二条路径:以“间距”为结构原则,而非以“全知”为叙事视角。 保持间距,在“中道”沉思的基座上瞻前顾后,做出历史文明去向的选择。这里的瞻前顾后,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承认历史本身存在“耦合——反馈”,不可穷尽,不可消化的剩余。这意味着叙事者不必、也不应当进入神秘人物的“内部”去填补其来路与动机的全部空白。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效果,看见他们在历史关节处留下的印记,但他们的“来路”应当保持在一种结构性的半明半暗之中。这种间距恰恰是神秘人物承载认识论功能的叙事条件:它迫使读者放弃“一切皆可被解释穷尽”的幻觉,转而面对历史中那些以整体直观方式被把握、却无法被分析完全还原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不写”与“写”同等重要——叙事者对间距的尊重,本身就是对神秘文化认识论品格的形式呼应。

第三条路径:以“时势—智慧”的辩证法为骨架,以“悲悯”为认识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人物的出现及其创造活动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神秘人物的独特价值,在于他们是“时势”与“智慧”之间那道接缝的文学显影。但仅仅写出“智慧如何应对时势”是不够的。悲悯在这里不是一种道德姿态,而是一种认识方法:它迫使叙事者穿过“神机妙算”的表层,去看见那个在历史关节处做出选择的人所承受的有限性。鬼谷子的弟子们搅动天下,伏尸百万,那个隐于山谷的“老师”是否曾在某个时刻感到不安?刘伯温在制定税制时,是否预见到这些制度将在后世以怎样的方式变形、伤人?悲悯把这些问题保持在叙事之中,而不是用“历史必然性”或“智慧超群”将它们一笔勾销。只有经由悲悯,神秘人物才不再是一个“智慧的容器”或“权谋的符号”,而成为一个在历史的悲剧性处境中仍然以某种姿态承担了选择的人。这样的形象,才同时守住了历史的规律性与艺术的个别性,也才真正把中国神秘文化中那种“知”与“行”、“理”与“情”、“天”与“人”不割裂的整体性智慧,转化为当代文学可以辨认、可以感受、可以传承的叙事形式。

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如果能够准确把握中国神秘文化的本质特征,把艺术再现历史的本质和艺术再现生活的本质结合起来,把创作的笔触探入这片被清空太久的这片领域,它所收获的将不仅是一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神秘人物形象,更是一条以中国自己的艺术哲学重新接通历史书写与文明记忆相一致的文学道路。这条道路的入口,不是对神秘主义的“复魅”,不是迷封迷信的怯懦崇拜,而是对一种被近代认识论偏见所遮蔽的底层逻辑的恢复:理性与直觉、分析与整体、判断与悲悯之间,那层被遗忘的连续性、耦合性、反馈性,恰恰是中国叙事把握历史叙事与现实叙事时最深切、最独特、也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神秘人物形象之所以值得写、值得写好,正因为他们就是这根神经在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统一中最醒目、也最需要被温柔对待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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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文艺轻刊》总顾问,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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