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播客从通勤路上的耳机进入公共讨论,它还能承载什么?11月14日,以“浪潮与堡垒”为主题的2026中文播客大会在上海举行。那些通常发生在通勤途中、家务间隙和深夜耳机里的对话,来到上海太平洋新天地T1大厦观光厅,在面对面的相聚中,延伸出关于技术、创作和共同生活的讨论。
2026中文播客大会现场
本届大会以“浪潮与堡垒”为主题,于11月14日在上海举行。
“除了肯定AI带来效率和福祉之外,更把更多的眼光投向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问题。无论技术怎么样发展,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每一个个体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周濂的这一观点,点出了本届大会反复触及的关切:当技术改变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人怎样保有自己的感受与判断,怎样与处境不同的人建立联系,又怎样使表达获得继续生长的条件。
中文播客大会由单向街公益基金会与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于2025年联合发起,旨在推动中文播客行业的交流与发展。本届大会设置一个主会场、三个分会场,共举办19场主题讨论。来自播客、文学、学术、艺术、媒体、科技及公益等领域的创作者、研究者和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技术变革、内容创作、公共表达以及人与人的连接展开交流。主会场“重构共生”与三个分会场“现实褶皱”“新天地·内容本位”“非标实验”,让行业内部的经验交换与更广阔的公共议题相互贯通。
耳机里的个人经验如何进入公共生活
大会开幕环节发布了研究报告《从耳机到公共生活——中文播客的公共话语与未完成的公共空间》。报告由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完成,聚焦中文播客的公共话语与公共空间,关注个人经验如何进入公共讨论,公共价值如何被理解和看见,以及更多不同经验如何进入公共视野。
《午后偏见》《边角聊》主播、澎湃新闻“半卷书”工作室主理人郑诗亮担任大会开场主持。他从发生在耳机里的讲述与倾听谈起,邀请大家通过这份报告,关注这些声音怎样连接公共生活。
郑诗亮担任2026中文播客大会主持
研究从一批具体节目出发: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进入小宇宙“编辑精选”的1091条单集,覆盖618档节目;研究团队同时访谈了12位学者、主播、行业从业者和资深听众,并将2026年6月的编辑精选与当月最热榜作了对照。这些观察指向一个容易被题目和分类遮蔽的问题:一档节目谈得是否严肃,与它能否把个人经验带入共同生活,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在这批编辑精选样本中,文化知识、生活经验和社会议题三类内容合计占74.2%,非机构创作者生产的内容占83.3%。公共讨论由此拥有了多种入口。它可以从一次就医、一段职场经历开始,也可以从家庭内部习以为常的照护责任展开。在报告列举的《看理想时刻》单集“照护家人,是一场无尽、无条件的付出吗?”中,照护者的疲惫逐渐引出了权力关系、责任分配和阶层差异。随着追问深入,一个家庭的问题与许多家庭共同面对的处境接上了线。
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王秀丽在现场说明,研究从共同利益、反思性和建设性三个维度观察节目:它是否触及更多人的生活处境,是否解释现象背后的原因,又是否提供进一步回应问题的方向。把复杂问题讲清楚,本身就有价值;当讲述还能帮助听众辨认自己的处境、找到可以查询和行动的线索,声音便有机会从陪伴延伸为公共参与。报告提到,《肥话连篇》关于遭遇性骚扰后的维权实录,既呈现当事人的经历,也解释维权过程,整理出可供相似处境者参考的经验。
然而,值得听见与能够被发现之间,仍有距离。在1091条样本中,超过八成的单集在上线后四天内获得推荐;而2026年6月的90条编辑精选中,只有8条进入当月最热榜,留存时间均为一天。公共性较高的内容,没有因此获得稳定、可重复的传播优势。对于制作周期长、受众规模小、需要耐心展开的题材,上线初期的短暂窗口,未必足以让它找到合适的听众。
这也是“未完成的公共空间”的具体含义。内容版图不断扩展,并不意味着各种生活经验都得到了相称的表达。报告观察到,城市、年轻和高文化消费人群仍占据较多位置,城市贫困、农村生活、残障经验、养老和地方社会等议题相对稀少。熟悉的人讨论熟悉的困惑,可以形成亲近的社群,也可能使尚未进入这个空间的人更加难以被看见。
在开幕讨论中,《忽左忽右》主播程衍樑讲起自己做播客的一个起点。2017年,他在一次非虚构写作工作坊上,听调查记者袁凌讲述采访经历,那些未经磨平的细节使他深受触动,也留下一个愿望:让更多人听到这些故事。几年后,他终于邀请袁凌录制节目。听众的反馈跨越不同年龄,有人重新认识自己经历过的年代,也有人第一次接触到那些社会生活的细部。一场小范围分享,经由声音的保存与传播,成为不同代际理解历史的材料。
王秀丽(左)、程衍樑(右)在报告发布及开幕讨论环节。
作家、单向街基金会文学总监阿乙则从一个读者的变化谈起。他曾偏爱书本,如今也成为稳定的播客用户:情况就像报告所说的,声音有亲近、可感的一面,较长的节目又能容纳一个问题的充分展开,让专业知识进入日常语言,把日常事件放回社会背景。谈到文化机构可以做什么,他尤其强调长期投入,以及面对不同群体时的谦逊。人们各有自己的身份、利益和生活经验,机构需要提供平等表达的机会,让不同立场有可能在同一个空间出现。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代理副主任、品牌与传播负责人李光分享了收听一档鹤岗地方播客的经历。在低房价和年轻人迁居的熟悉印象之外,这档节目讲述了在鹤岗实现开书店理想的年轻人,也讲述了一些女性寻找新生活的故事。小规模节目的价值,恰在于使一座城市摆脱单薄的刻板印象。李光还谈到,播客还能帮助公共健康议题从公众关心的实用信息逐步深入政策讨论,探讨健康公平,虽然节目影响很难通过单期节目实现,但可以通过长期积累达到聚沙成塔的效果。
阿乙(左)、李光(右)分享对中文播客公共价值的理解。
“播客已经让一些原本不太容易被听见的经历,进入了更多人的生活。要让这些讨论继续下去,还需要有人认真做内容,有人提供知识和资源,也需要给更多人表达的机会。”王秀丽的这段话,也为随后的讨论留下了共同的问题:如何让已有的表达继续向外延伸,使听见成为一种能够持续的关系。
技术的未来由谁共享
在“AI浪潮之下,谁能共享未来?”圆桌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HowOneAI及AI透镜系列主理人余一、声动活泼联合创始人徐涛、益盒Charity Box联合创始人李治霖,从技术使用权、收益权与规则制定权三个层面探讨AI时代的公平问题。主持人徐涛以“K型分化”向现场发问:当技术带来新的机会,一部分人向上,一部分人可能被甩下,在座者如何判断自己的位置,又如何看待更多人的处境?
周濂从自己的工作经验谈起。AI制作的演示文稿结构完整、图形精巧,却未必顺着他的思路展开。即便只把AI的建议加入自己的文稿,讲到那里时,他仍会感到思维的错位。这样的感受既与使用习惯有关,也涉及代际差异。对于一些人,AI已经深入工作和生活,成为不断协作的对象;对于另一些人,它仍是提高某种效率的外在工具。
更难跨越的差距存在于资源和能力之间。周濂提出,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到资源平等,再到能够把资源转化为实际生活选择的能力平等,中间有许多环节。一个工具向所有人开放,并不保证每个人都有条件接近它、理解它,更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借助它发展自身能力。围绕AI的讨论若只停留在效率增长,许多人的处境就容易从视野中消失。
余一在招募团队成员时,也看到这种分化。年轻人长期使用什么工具,怎样与AI协作,会影响他们呈现问题和完成工作的方式;即使使用相近的资源,不同人的审美、判断和对成果的要求,也会带来很大差异。在她看来,个体仍有可以选择和尝试的空间。不过,工具升级不断改变工作的方式,创作者需要面对挫败,也需要重新确定哪些事情值得交给AI,哪些兴趣即使没有效率优势,仍然愿意亲手去做。
周濂(左)、余一(右)参与“AI浪潮之下,谁能共享未来?”圆桌讨论。
李治霖把话题带到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他分享了一个面向农村学生的免费AI高考志愿填报项目:工具已经提供出来,实际使用者却仍有不少是更熟悉这类产品的城市家庭。团队到农村高中介绍产品时发现,使用者怎样理解它、从哪里开始操作、谁来帮助他们建立信任,都会影响工具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技术进入教育、医疗和农业的具体场景,需要有人了解当地的困难,也需要持续的解释和协作。
他同时提醒,讨论财富如何分配,应当发生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等到收益已经集中,再回头追问谁能分享,可能为时已晚。对创业者而言,尽早作出公益承诺、把未来收益的一部分用于公共目的,是可以探索的实践;对技术开发者而言,训练材料能否容纳不同地区、语言和生活处境,也关系到AI将怎样理解世界。
徐涛随后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有一笔公共资金,只能做一个项目来缓解AI带来的分化,嘉宾会如何使用?周濂想到中小学的AI教育。他担心孩子借助工具写出更流畅的作文、获得更高分数,却未必增强了对语言的感受和自己的思考能力。教育需要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理性的使用方式。余一希望支持资源较少的年轻人,让他们带着一手的生活经验和真实需求,尝试用AI解决自己遭遇的问题。李治霖则考虑政策倡导,以及让更多资源进入公共用途的机制。
徐涛(左)主持AI主题圆桌,李治霖(右)分享技术应用的实践。
当话题转向AI能否替人作出更公平的决定时,周濂保留了更深的疑问。人类关于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讨论,本来就充满分歧,把这些材料交给机器,并不会自然生成一个可以终结争论的标准答案。人仍需参与判断、承担选择的责任。对于普通个体,亲自读懂一个文本,经过思考形成一个论证,即使不足以改变整个世界,也可能是自身成长中重要的一步。技术怎样发展,与一个人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在这里重新相遇。
让真实的感受保有自己的形状
“当所有人都在讲述自己,我们如何理解他人?”这场对谈由媒体人余雅琴主持,作家张怡微、语言类演员思文、舞蹈艺术家吴孟珂、作家许知远,从文学、喜剧、舞蹈、影视与播客等实践出发,讨论个人经验与公共表达之间的关系。自我讲述可以带来力量,也涉及暴露、倾听和理解的边界;表达越来越容易,辨认自己的真实感受却未必变得轻松。
张怡微首先谈到创意写作教学中的困惑。学生常在小范围讨论里讲出自己的创伤,教师有时仿佛承担了心理咨询者的角色,但课堂并不具备专业咨询的全部条件。怎样倾听,怎样辨认公开表达的风险,怎样让一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都需要细致处理。她也提醒,播客对表达能力、生活方式和收听条件有所要求,有些感受需要借助图像、身体和其他艺术形式才能传达。
余雅琴(左)、张怡微(右)参与“当所有人都在讲述自己,我们如何理解他人?”对谈。
她举了一个令自己难忘的例子:轮椅使用者预订酒店时,想看到入口台阶的照片,平台展示的却往往是大堂、房间和漂亮的设施。对许多人不起眼的一级台阶,决定着另一些人能否独立进入。一个看似私人的要求,因被具体讲述而显出共同的意义。这样的细节足以让听者重新检查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也让“理解他人”有了可以着手的地方。
思文把问题拉回成长中熟悉的作文题。小学时,题目问获得“三好学生”有什么感受,她想到的是高兴,却又知道只写高兴似乎不够。最后,母亲提醒她可以写“再接再厉”。后来写爷爷,同学的评语是看出了爷爷的可爱,却没有看出他的伟大。她一度也想寻找爷爷的“伟大”,直到从事表达工作,才逐渐意识到,真实的感受可能早已被惯用的评价和标准覆盖。
在她看来,陈词滥调的形成,常常发生在一种真实经验打动人之后:它迅速变成流行的文化符号,人们继而努力靠近那个符号。面对同一件事,一个人可能高兴,也可能难过,甚至两者兼有;若急着选取符合期待的态度,感受本身就会失去位置。能够察觉自己的真实反应,并且把它表达出来,是创作者需要反复练习的能力。
这种练习也改变了她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做脱口秀时,幽默有时会从快乐变成竞赛,朋友聚会也仿佛必须接住每一个梗。她曾习惯用挖苦显示机智,后来发现,这样的表达会使身边的人感到压力。播客给她提供了一个可以坦然说出正向感受的渠道,不必每句话都好笑,也可以认真表达善意。创作的边界,因而与日常生活中的自省连在一起。
许知远在2026中文播客大会现场
许知远关心的,是个人经验与周围世界、所处时代之间的共振。他说,每个人都可以保有不必公开的秘密,而采访真正吸引他的,是一个人的独特经历怎样参与塑造了他的感情和判断。提问者也要有所收敛:过分释放自己的表达欲,会压住对方说话的欲望;保持开放,又意味着不断接纳陌生经验,并留出消化这些经验的时间。
他并不把公共表达理解为消除个人声音。个人感受能够激起广泛的共鸣,而公共问题也需要经由具体的人才能获得质地。两者之间没有一个固定比例,创作者只能在试探、犹豫和调整中寻找分寸。过度沉溺于自我可能陷入重复,脱离个体的公共语言同样会变成陈词滥调。与陌生人交谈的快乐,有时恰恰来自暂时忘记自己,让另一个人的世界充分展开。
吴孟珂则把讨论带回身体。一个人嘴上说不害怕,身体却可能已经退后、发抖;语言还没有整理清楚的感受,身体有时先作出了反应。她谈到肢体创作如何承接文字难以继续表达的部分,也谈到观众面对当代舞时常有的“看不懂”。在她看来,这种困难不应取消微小、抽象感受被呈现的机会。让没有舞蹈经验的人卸下羞耻感,开始觉察自己的身体,也是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
思文(左)、吴孟珂(右)从各自的创作经验谈表达与理解。
讨论最后,张怡微对“理解”提出了一个较为宽容的期待:理解他人是很高的要求,有些不理解来自经验的缺乏,并无恶意。表达可以继续,直到某个细节、某个时刻,为对方打开一个入口。听见尚不等于理解,但一个故事被保留下来,便有了日后相遇的可能。
在自我衡量之外重新接近世界
在“世界如此辽阔,我们如何生活?”对谈中,学者许纪霖、陈碧、主播史炎和非虚构作者刘诗予,围绕竞争机制、技术变化与个人生活,探讨人们如何重新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主持人陈碧从年末常见的自我盘问切入:一年即将过去,自己是否变得更好?做完一期节目,播放量和评论如何?当生活不断被拿来评估,连“成为自己”也可能成为一种压力。
陈碧(左)、许纪霖(右)参与“世界如此辽阔,我们如何生活?”对谈。
许纪霖把这种处境放进代际经验中理解。对他所经历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个人的道路往往与家国叙事紧密相连;今天,自我越来越需要单独面对生活的选择。自主带来空间,也带来承担后果的责任。当确定性减少,人们可能重新向往被安排的生活。自由与不安交织在一起,无法只用一面的得失概括。
“世界如此辽阔,我们如何生活?”对谈现场,听众向嘉宾提问。
刘诗予从国企职工家庭的记忆出发,补充了另一种感受。长辈即使只负责修理某个零件,也能理解自己的劳动怎样参与了一个更大的事业。而一些年轻人在庞大的组织里长时间工作,却很难知道这些付出帮助了谁、产生了什么价值。她因此认为,个人与集体的疏离,并不总是主动选择;寻找自身意义,也可能来自共同生活中价值感的缺失。这一回应使讨论保留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也让“成为自己”显出不同的现实起点。
谈到那些无法立刻计算用途的经历时,史炎回忆,最初做播客没有明显的流量和商业回报,录制本身却带来很多快乐。许纪霖则讲起自己如何从研究民主党派史,逐渐被其中的知识分子吸引,转而追随人的经历和思想。他借“小猫钓鱼”说出另一种理解:沿途看见蝴蝶和蜻蜓,也可能是值得珍惜的生活经验。原先被看作分心的兴趣,有时会慢慢长成一条自己的路。
刘诗予关于侗族妇女的访谈,为这种讨论带来了更具体的参照。她在贵州走访时,看到当地妇女染布、织花带,也要耕作、参加歌队。外来的订单需要交付时间,但唱歌和农事同样安排着她们的日子。这使习惯用日程和完成量衡量自己的她感到震动:原来生活还可以遵循另一种节奏。她也坦言,自己常常不知道怎样休息,即使腾出时间,也难以安然与空闲相处。
史炎(左)、刘诗予(右)在对谈中分享生活与创作的经验。
把视野转向世界,还包括接触使自己不舒服的不同意见。刘诗予谈到,在评论中遇见相反立场,最初会感到抗拒,好像自己被否定了;越过这一层反应,才可能看见个人经验尚未覆盖的部分。许纪霖则看重能够提出有力异议的朋友,以及面对面交往中对彼此的了解。史炎用养育孩子的经验作了补充:孩子不断提出成人不再追问的问题,使人有机会重新认识熟悉的生活。
这些经验没有抹去现实压力。现场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听众提出,写作和与朋友交流可以暂时纾解焦虑,工作和生计的难题却仍然存在。对谈也因此回到更具体的尺度:给兴趣留下位置,允许一件事暂时未完成,尝试那些自己做得并不好的爱好。一个人的生活需要结果,也需要容纳尚未被结果定义的时间。
共同讲述也要容得下不同的声音
“个体故事如何变成共同故事”特别论坛由学者张力奋、作家蒯乐昊、主播傅剑锋、记者刘栋共同参与,讨论个体叙事如何汇入更丰富、多元和平等的公共叙事。蒯乐昊主持的这场讨论,先从“共同”一词本身展开了一段辨析。
张力奋担心,追求一种整齐的“和声”,可能再度遮蔽草根、边缘与日常生活的记忆。在他看来,个体经验的碎片并非需要被消除的缺点,它们保存着生活的复杂性。共享的记忆应当容纳不同声音,也应当让一个普通家庭、一处地方、一个人对往事的回忆拥有独立的价值。他强调公共性,同时坚持个体、民间叙述的位置。
蒯乐昊(左)、张力奋(右)讨论个体叙事与共同故事。
蒯乐昊回应说,她所理解的共同叙事,是所有人共同享有说话的权利,并在不同声音中寻找公共关切。养老、快乐、生活环境,都是可以让人们相遇的问题。傅剑锋也把这个概念解释为“一起讲故事”:让不同的人获得讲述的机会和能力,再由这些故事引出对共同问题的认识与行动。论坛没有绕过词语背后的分歧,而是在交谈中逐步说明彼此所珍惜和警惕的东西。
“个体故事如何变成共同故事”特别论坛。左起为蒯乐昊、张力奋、傅剑锋、刘栋。
傅剑锋介绍,单向街基金会与腾讯共同发起的“共同叙事”项目,尝试把创作者的写作与科技向善所关注的社会议题连接起来。首轮征集收到144份样章,经独立评审选出12个项目,涉及养老、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教育和人工智能等方向。养老题材占据较多位置,也显出了创作者对现实变化的共同关注。资源支持的意义,在于使这些需要沉浸、调查和长期写作的工作能够展开。
谈到叙述怎样抵达他人,刘栋从自己的气候报道经历说起。2021年郑州暴雨洪水之后,他不断追问,如此极端的事件为什么发生,它与别处城市和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追随这一问题,他逐步接触气候研究,也改变了自己原先把气候变化视为遥远、宏大议题的认识。
对报道者来说,困难在于公众已经承受许多焦虑,再增加一幅末日图景,可能只会使人关掉页面。刘栋希望从人们可以感知的变化入手:小区里的花期、孩子夏天的户外活动、工作与能源转型之间的关系。把这些经验背后的关联解释清楚,才可能使气候问题进入日常关切。在他的叙述中,认识变化是一个逐步发生的过程,行动的可能也有赖于这种持续的理解。
傅剑锋(左)、刘栋(右)在“个体故事如何变成共同故事”特别论坛上。
张力奋则把新闻教育的意义落在很小的地方。他带领学生做口述史、打捞建筑与居民的记忆,也鼓励他们观察身边的公共设施。他提到,学生对不便于残障人士通行的路面展开调查,推动了实际改善。用专业能力使生活中的某个细节变好,是他看重的公共性。在更长的时间里,重要细节还可能改变人们对一个年代的整体认识,使历史不再只剩下概括。
傅剑锋分享了一次与母亲长谈的经历。作为记者,他采访过远方许多人的生活,却在这次谈话中才更深入地理解母亲:童年的离散与艰辛,怎样影响了她后来的节俭、克制和助人。贴近身边的人,使他重新体会到个体经验的分量;而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又能帮助他看清这些经历怎样发生。
从新闻工作转入企业的公益与可持续发展实践后,他开始更多考虑问题可以怎样拆解、怎样解决。他以企鹅急救平台借助视频通话连接急救调度人员与现场目击者的实践为例,说明技术怎样参与具体的社会协作。将解决问题的过程讲清楚,也可以使更多机构和个人看见可以尝试的路径。他主持的播客《世界还有办法》,延续的正是这种关切。
真实故事的吸引力与讲述者的责任
主会场讨论叙述的公共价值,分会场则把问题推进到创作现场。在“讲述真实,需要怎样的边界?罪案播客的创作与商业可能”中,《霓达播客》主播王哪跑、《天才捕手FM》主播及天才捕手计划合伙人猛哥,谈起选题、核实、受害者保护和商业回报之间的具体权衡。
王哪跑说,听众对“好听”的期待在变化,有人重视扎实的刑侦过程,也有人更容易被浓烈的情感吸引。创作者会观察反馈,却也必须确定自己的最低要求。对于她和搭档刘下来,这个要求首先是讲述真实发生的事情:把二手资料与可信的新闻报道、判决材料相互核对;一个故事即使转折很多,只要找不到可靠出处,也可能被放弃。
对真实的尊重,还包括怎样呈现伤害。有些细节与案件侦破有关,无法完全略去,但是否继续铺陈、是否以猎奇的口吻渲染,仍是创作者的选择。王哪跑回忆,他们曾收到一方当事人及律师参与节目的邀请,这对希望接近一手资料的主播很有吸引力。不过,在无法同时充分听到另一方声音、可能给仍在生活中的当事人造成新一轮伤害的情况下,他们最终没有推进那个选题。
猛哥认可这种谨慎,也提出可以在清楚呈现材料局限、不把自己当作裁判的前提下,继续探索更多声音进入节目的可能。两种考虑落在同一个困难上:多一个视角,会使故事更丰富,也会对创作者提出更高要求。对于亲历者讲述的故事,人物的心理、当年的对话都容易诱发补写的冲动;然而,一个情节即使能让叙事更精彩,一旦脱离真实,便不能因为“好听”而被添进去。
王哪跑(左)、猛哥(右)交流罪案播客的创作经验与讲述边界。
当然,节目能被谁听到,并非主播完全可以控制。创作者都遇到过年龄很小的听众,也曾因听众受到作品影响而感到更重的责任。随着节目影响扩大,过去凭直觉作出的决定,越来越需要经过反复核查和讨论。
这场对谈也没有回避制作的成本。王哪跑介绍,节目发展早期曾长期没有接商务合作;后来即使形成影响力,广告仍受品牌调性、预算和市场变化影响。付费内容提供另一条路径,却又容易陷入“更长才更值”的压力:为了证明价格合理,不断增加时长和投入,最终可能让创作者自己也难以维持。猛哥借买杂志的经验提醒,读者购买的价值并不限于纸张,声音作品的劳动和内容同样需要被认识。
围绕知识产权,文本、声音、录音、视听内容和改编利用涉及不同的权利,合作与授权需要说明具体范围。把作品带来的回报合理地留给创作者,关系到下一次创作能否发生。伦理要求与生产条件在这里彼此牵连:认真核实、审慎表达、承担责任,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支持。
镜头打开之后播客发生了什么
在“一年之后,重新品味视频播客”分会场,《日谈公园》主播李志明、视频博主及《十六号线》主播G僧东、魔幻旅行家史里芬、elsewhere创始人刘旌,从各自一年的尝试谈起。李志明回忆,自己曾明确表示不做视频播客,后来因为客户提出需求,开始拍摄;曾看好这一方向的史里芬,也坦言实践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快速增长。不同出发点在现场汇合,使所谓“风口”重新变成一项项具体的制作选择。
视频多出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史里芬看重现场感:访问音乐人,可以到他的工作室、采风的地方,让空间和行动进入表达;一些需要演示的内容,也确实必须借助画面。但坐在房间里谈几个小时,并不会自动赢得视频观众的耐心。在他的尝试中,节目被组织成一个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以适应更激烈的注意力竞争。长视频与短视频、直播、短剧同处一个传播环境,创作者无法仅凭时长获得额外的宽容。
G僧东选择了较轻的做法。他已有视频制作团队,试做视频播客时,把录制和成片控制在较短的范围内,尽量降低后期和审核的负担。李志明对此颇有感触:音频创作者初次接触摄影、灯光、多机位剪辑,容易投入过多精力,做出一期之后,却发现难以持续。看似只增加了一台摄像机,实际上要重新安排一整套工作。
李志明(左)、G僧东(右)交流视频播客的制作尝试。
拍摄还会改变人的状态。几位嘉宾谈到,镜头在场时,人会关注坐姿、表情和动作,像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情绪也更容易带上表演感。音频录制中能够放松的细节,在视频里可能变成被审视的对象。与此同时,翻看笔记、沿着准备好的材料展开,在音频中较为自然,在视频里却可能影响观感。完整地看见一个人,有时也意味着表达者需要付出更多注意力来管理自己的形象。
刘旌从文字记者转向视频访谈后,同样感受到采访关系的变化。在相对私密的谈话中,记者表达善意,是为了让对方愿意继续说,从而获得更多信息;进入画面之后,观众同时观看提问者与受访者,一种原本帮助交流的姿态,也可能得到另一种解释。如何保留自己的工作方式,同时理解视频的表达特点,成为新的课题。
史里芬参与“一年之后,重新品味视频播客”讨论。
围绕完整节目与切片的关系,嘉宾们也有不同判断。李志明逐渐发现,有些用户看完几分钟的片段,消费已经完成,未必会继续观看几个小时的访谈。可是只发切片,又可能与平台对内容账号的期待发生冲突。其他创作者则提醒,平台承诺推荐,与实际获得稳定的观看和留存之间,还隔着许多环节。面对不同平台提出的时长、形式和传播建议,创作者需要知道自己能持续做什么。
商业上,视频使品牌更容易理解植入方式,也可能为音频节目带来新的合作。但几位嘉宾的经历差异很大:有人接到要求增加视频版本的广告,有人仍以实物置换或自有周边试探,有人尚未找到合适的投放模式。对未来的期待没有取消眼前的账目。节目如何被发现、制作要投入多少、这些投入能否维持,仍需逐项回答。
谈论视频播客的这一年,嘉宾们算的是制作的工时、观众的耐心和商业回报。媒介形式的变化,会改动观看习惯、采访关系与收入来源,也会改变表达者怎样坐下来、怎样开口。创作者对声音的珍惜,与对新形式的尝试,可以同时存在;最终仍须回到内容本身,判断多出的画面究竟带来了什么。
让值得听见的声音继续生长
在主会场之外,三个分会场共设置13场讨论,把“播客能谈什么”延伸到更具体的公共议题。议题包括声音媒介的新问题与新发现、媒体机构的播客实践、视频播客、垂类播客的可持续发展、AI与创造力、城市观鸟与气候行动、女性健康、老年想象、城市审美、地方文化、跨文化理解、公益故事传播,以及类型播客的创作伦理等。
从“飞鸟的信使:从城市观鸟到气候行动”,到“走出粉红橱窗:播客如何谈论女性健康”,再到“当体面老去成为一种要求,我们如何重新想象老年?”,不同场次让身体、年龄、地方和环境经验进入同一张讨论的地图。“从越来越相似的城市开始,重新思考美的价值”与“地方的呈现与想象:谁在定义一种文化?”,把注意力投向身边空间;“世界那么远,播客怎么讲?”则把目光引向更远的人群和生活。声音的可能性,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中展开。
大会现场的展示空间,图像与声音沿着步道展开。
大会还特别放映纪录片《来之不易的乐观》,并邀请周轶君、任长箴参与映后交流,以影像与对话拓展对现实生活和个体经验的讨论。影片记录周轶君前往非洲,见证人与疟疾的漫长战役,以及人们在艰难的“最后一公里”所付出的努力。公共健康因人的行动而变得具体,也与当天关于技术如何抵达需要者、公共议题怎样被理解的讨论形成呼应。
周轶君(左)、任长箴(右)参与纪录片《来之不易的乐观》映后交流。
讨论要继续,创作者也需要继续工作的条件。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在大会上宣布启动全新播客创作者支持计划“声呐计划”,鼓励具有原创性、专业性和长期创作潜力的播客持续生长,促进中文播客内容生态的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
闭幕环节,许知远谈到基金会长期支持青年创作者旅行、写作和艺术实践的经验,也表达了对独有、敏感、真正好奇于世界的声音的期待。声音是一种探索世界和彼此的方式,“声呐”的比喻,也寄托着让这样的声音传得更远、找到同伴的愿望。
在随后的分享中,创作者的生存问题被直接提了出来:制作节目要考虑成本与收益,而只有一两千人收听的节目,也许并不具备容易实现的商业前景。市场化之外的支持因此具有实际意义。它使暂时没有站到流量中心的声音,有机会继续查资料、访谈、录制和剪辑,也使一些不容易被商业指标衡量的议题,能够获得更长的生长时间。
“播客让普通人的声音有地方落下,让复杂的生活经验不被简化为标签。我们希望通过‘声呐计划’,倾听更多真实的声音,也让公共议题的讨论多一份温度。”单向街基金会创办人许楠说。
播客创作者支持计划“声呐计划”在大会闭幕环节发布
从发布生态研究报告、广泛探讨播客公共价值,到启动播客创作者支持计划,本届大会尝试将播客行业交流、知识与生态研究、个体与机构的创作实践进一步连接。信息日益丰富,传播方式不断变化,播客所提供的持续倾听、深入交流与突出个体表达的特性,正为人们理解自身与外部世界提供另一种可能。
一天的讨论留下了许多具体的声音:轮椅使用者想在酒店介绍中看到入口的台阶,年轻人想知道自己的劳动帮助了谁,创作者为一个找不到可靠出处的故事停下,也有人仍愿意为一档听众不多的节目投入时间。这些经验各有分量,尚未被说尽。大会结束后,它们将回到不同人的生活,成为下一次提问、下一次讲述的起点;而一个更开放的声音空间,也正需要在这样的持续工作中慢慢形成。
舒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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