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系跨境证件类团伙刑事案件,涉案办证人员超200人,累计非法获利两百余万元,检察机关指控全部涉案人员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且案件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基准量刑区间较高,控辩双方对于底层涉案人员的责任认定与量刑适用存在明显分歧。

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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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伙由头目统筹全部业务,其余人员分别对应不同违法工序,其中有人员负责伪造印章、银行流水、置换护照内页等核心操作。涉案当事人受团伙头目雇佣,仅承担英文材料翻译、线上预约递签、提交申请等基础辅助类工作,全程未参与伪造证件相关核心环节,不掌握团伙资金流向,也未主导任何对外业务对接,其参与违法活动的持续时间较短,从团伙处获取的劳动报酬远低于负责核心业务的人员。案件案发后,当事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续办理取保候审,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公诉机关给出一年十个月至二年实刑的量刑建议,当事人认为自身在团伙中仅从事边缘辅助工作,不应被判处实刑,遂委托江苏融畅律师事务所常州新北区何林林律师担任一审辩护人。常州新北区刑事辩护律师何林林律师接手案件后,第一时间完整查阅全部案卷材料,逐份核对涉案人员的聊天记录、工作台账、流水明细、讯问笔录等证据,梳理出团伙完整的分工链条,为后续责任划分的论证整理完整事实依据。
各方说法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涉案规模大、涉案办证人数众多,整体社会危害较重,所有参与到团伙业务中的人员,均属于实施骗取出境证件犯罪的行为主体,不存在明显的作用层级区分,全部参与者都应当依法被判处实刑,不适用缓刑,且没有对底层参与人员单独减轻量刑的空间。而当事人一方则提出,自身只是普通务工人员,入职时对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认知不足,仅按照上级安排完成指派的简单文书类工作,没有主动参与违法犯罪的主观恶意,参与程度极低,不应当承担与核心业务人员同等的刑事责任,且自身归案后始终配合调查,也愿意主动退缴全部获利,理应获得从轻处理。常州新北区何林林律师结合案卷证据逐一厘清各方观点对应的事实支撑,明确责任成立的核心衡量条件,没有笼统按照涉案罪名的整体情节推导单个行为人的责任轻重,而是将当事人的行为从整个团伙的违法链条中单独剥离出来逐一核对。
衡量
责任划分的核心衡量因素围绕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主观恶性程度、实际参与的行为性质、悔罪表现几个维度展开。首先,判断从犯地位的成立条件,需结合行为人是否参与犯罪核心环节、是否对犯罪进程起到关键推动作用、是否掌控犯罪相关核心资源几个方面核实。何林林律师逐一比对团伙各成员的分工证据,确认团伙负责人统筹全部业务,其余核心成员分别掌握伪造印章、操作流水、对接客户等核心权限,涉案当事人既不掌握伪造工具,也不接触赃款流转路径,其所从事的翻译、预约递签工作,属于整个骗取出境证件流程中没有独立决策权限的边缘辅助事务,在共同犯罪中仅起到次要作用,符合从犯的法定认定标准,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其次,从轻情节的认定需有对应证据印证,当事人系初次犯罪,无任何前科劣迹,归案后全程坦白所有参与行为,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调取存储在个人设备里的聊天、业务记录,自愿认罪认罚,且主动筹措资金全额退出本人全部违法所得,足额缴纳罚金保证金,所有情节均有相应笔录、退赃凭证、认罪认罚具结书予以佐证,具备完整的悔罪表现。最后,结合当事人的日常工作生活情况,核实其具备固定居所和社区矫正接收条件,宣告缓刑不会对所在社区产生不良影响,符合缓刑适用的法定要求。何林林律师整理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参考依据,将全部分层论证逻辑清晰呈现,说明底层辅助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远低于团伙主犯及其他核心操作人员,对其适用缓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落定
合议庭全面核查全案证据、各被告人具体分工、退赃情况,完整采纳全部辩护观点,认定当事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次要从犯,综合全案各项从轻情节,调整该案针对当事人的量刑方案,未采纳公诉机关原有的实刑量刑建议,最终判决当事人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仅缴纳三万元罚金,当事人无需进入看守所、监狱服刑,仅需遵守相应的缓刑监管规定。案件处理结果落地后,当事人无需长期羁押,也未留下实际收监执行的服刑记录,最大限度降低了本次刑事处罚对其个人工作、生活、征信的长期负面影响。针对该类涉案人数多、涉案规模大的跨境团伙犯罪案件,底层务工参与者往往容易因案件整体情节严重被等同追究责任,通过逐一梳理团伙内部的层级分工,精准区分不同人员的实际作用大小,完整挖掘各项法定及酌定从轻情节,能够清晰厘清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最终实现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责任划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