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财物处置混乱一直以来是司法实践中的“顽疾”,“远洋捕捞”等趋利性执法争议更是成为近几年的热点话题。刑事诉讼法时隔八年进行第四次修改,如何对前述问题作出回应,备受关注。

近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立法机关初次审议。会后,修正草案正式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修正草案增加了多项涉案财物相关条款,并增设了“涉案财物处置”专章。

“现行刑诉法对财产权保护的规定较少,而随着社会发展与网络技术的更迭,人的财富积累增加,涉案财物处置乱象特别是跨区域的逐渐增多。”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郭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修改篇幅上看,本次刑诉法修改有意重点回应这几年讨论较多的超范围查扣冻财产问题。

减少对正常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修正草案首先对财产性质作出区分,明确要求查封、扣押、冻结(下称“查扣冻”)涉案财物,应当依法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财产权益,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单位财产与经营者个人财产,涉案人财产与案外人财产,本人财产与其家属的财产,减少对正常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有多年刑事辩护经历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红亮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述规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涉案财物处置混乱的现状。在他接触的不少案件中,特别是涉众型案件比如非法集资案,经常出现办案机关超范围查封财产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修正草案强调,查扣冻涉案财物,要减少对正常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还明确查封、扣押的涉案财物,涉及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类财产的,在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有关当事人继续合理使用,并采取必要的保值保管措施。

在涉企案件中,对企业关键设备、经营资金的长期冻结,可能严重影响该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职工的就业甚至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郭华称,讨论涉案财物的管理和处置,必须要重点关注查扣冻对正常生产经营及相关主体的影响,本次刑诉法修改对这一问题有所回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回应趋利性执法

近几年,“远洋捕捞”等趋利性执法乱象频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第一财经此前报道,趋利性执法走向泛滥,和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案款提留制”与部分地方的财政紧张状况有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曾在2024年3月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办案机关办案中的罚没收入理论上要全部上交地方财政,之后地方财政根据各个单位办案的贡献或当地惯例,分别以财政支出的形式返还。其中问题是,办案机关留一部分比例的罚没收入,事实上具有了“奖励”性质,会奖励机关去更多地“远洋捕捞”,进行趋利性执法。

尽管2020年财政部印发的《罚没财物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执法机关的办案经费由本级政府预算统筹保障,执法机关经费预算安排不得与该单位任何年度上缴的罚没收入挂钩,但在实践中,办案经费和罚没收入并没有完全脱钩。近几年,地方财政面临困难,此类问题更为突出。

本次刑诉法修改对前述问题做出回应,在现行法规定“对查扣冻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上缴国库”的基础上,新增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不得坐支,不得返还、变相返还办案单位,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

不过,在部分学者看来,在刑诉法上规定这些内容,并不能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郭华表示,刑诉法主要是约束和规范公检法机关的职权,但遏制趋利性执法,还需要约束财政部门的返还行为,“可以通过调整其他法律的条款,或者发布政策文件的形式加以规范”。

此外,还有律师、学者谈到,趋利性执法诞生的根源之一是管辖不够规范。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文鑫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目前管辖权规定比较宽泛,根据2022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被解释为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络服务使用的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信息网络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他涉案人员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

郑文鑫认为,《意见》中“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的规定值得商榷,随着行业从线下向线上变迁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现在所界定的犯罪地已经被无限突破了,管辖权的限制随时都可能被滥用,这就容易给趋利性执法提供便利条件。“要有效遏制跨省抓捕的趋利性执法,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在管辖权上进行约束。”

“判决书不能回避财物处置”

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会在判决时回避财物处置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向第一财经记者指出,不少法院在写判决书时,会对财物处置相关问题进行模糊处理,甚至不做明确规定,“不少涉案财物的处置在现实中执行起来有难度,法院考虑到执行率等因素,因而会刻意忽略”。

鉴于此,修正草案明确了“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一并对查扣冻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置”,更通过明确侦查机关等各机关的义务,构建起了一套贯穿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的涉案财物处置流程。

具体而言,修正草案规定,对查扣冻的涉案财物,侦查机关应当全面查清并收集证明其权属、性质、来源、用途及价值的有关证据,查明涉案财物与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的关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时,应当对涉案财物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对涉案财物的性质、权属等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法庭调查、辩论。

陈永生注意到,修正草案还强化了对涉案财物的第三人即案外人的财产保护,规定“利害关系人对查扣冻、处置涉案财物提出异议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核实,听取其意见,依法作出处理”,还明确“必要时,可以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

“对比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此次对涉案财物第三人的保护力度有所增大,但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陈永生建议,应该赋予第三人就涉案财物部分享有当事人地位,有聘请律师的权利。

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

本次刑诉法修改还强化了检察机关对查扣冻措施的监督。修正草案新增规定,查扣冻的涉案财物价值巨大或者对当事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安机关应当将有关决定书、通知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发现查扣冻存在错误的,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纠正。

“目前我国公安机关享有侦查权和查扣冻财物的事前批准权,检察机关很难获知公安机关超范围的查扣冻行为,这导致检察机关在监督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中违法查扣冻涉企财物的行为时,存在一定困难。”陈永生指出,学界一直主张要强化对侦查的司法控制,有种观点就是建议办案机关在对财物进行查扣冻之前,要先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这样可以防止部分公安机关滥用权力。“此次修法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学界上述观点,但引入了特殊情况下的‘事后报备’机制。”

不过,也有律师表示,前述规定的落地效果可能还要打个问号。“一些地方的财政紧张,利益链条难以斩断,检察机关的监督可能也只是相对约束。”郑文鑫说。

去年最高检部署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直指部分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权滥用的问题。为从制度上防止违法查扣冻等问题复发,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厅长杜学毅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涉案财物处置这一关键环节,最高检已牵头起草关于依法加强刑事诉讼查扣冻等强制措施监督工作的意见,已征求各有关方面意见,正在积极推进发布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