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12日,北京,德国总理施罗德抵达中国。迎接他的,不是一次铺开排场的正式访问,而是一段被压缩到约28小时的行程。原定的上海之行取消,随行的德国经济代表团也没有成行。刚刚上任不久的施罗德,为何会在这样的气氛中踏上中国土地?

要理解这趟短暂行程,得先看几天前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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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使馆,造成中国人员伤亡和馆舍损毁。消息传回国内,舆论震惊,愤怒迅速升高。德国当时是北约成员国,也参与了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此时施罗德来华,面对的自然不只是一般的外交礼节。

行程缩短,不是无缘无故的冷淡。它表明,中方对这场袭击及德国所承担的责任有明确态度。所谓“老朋友”,不能替国家行为抵账;友好关系也不能让原则性问题轻轻揭过。外交上的克制,有时比热烈接待更能说明问题所在。

施罗德仍决定访华,背后有德国自身的考量。1998年,他领导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出任总理。德国经济与中国市场联系日渐紧密,企业需要稳定的合作环境;而施罗德本人也希望维持两国关系,不让政治风波彻底阻断沟通。

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双方没有积累矛盾。德国政府在一些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双方对北约行动及欧洲安全问题也有不同看法。科索沃危机期间,分歧进一步加深。使馆遭袭之后,旧有争论与新的愤怒交织在一起,访问的氛围已和原先设想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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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中,施罗德就轰炸中国使馆事件表达歉意,并请中方转达对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这里需要说清楚:道歉并不能消除伤害,也不等于各方对事件责任的争论就此结束。但在高度紧张的时刻,德国总理愿意当面处理这一问题,为双方保留了继续交涉的空间。

28小时,时间不长,意义却不只在于行程表。假如施罗德取消访问,中德关系很可能陷入更深的停顿;他坚持到北京,则至少把争端带到了面对面沟通的桌前。外交并非只有握手和合影,承认对方的关切,同样是谈判的一部分。

同年11月,施罗德再次访华,行程规格恢复为正式访问。双方仍就人权等议题交换意见,同时推动经贸合作。访问期间,中德企业签署了大型化工项目协议,金额约59亿德国马克。政治分歧没有因此消失,但经济合作提供了继续往来的现实基础。

这也是施罗德访华故事中容易被忽略的一层:国家关系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好感决定的。领导人的选择能够影响气氛,却不能代替国家利益。德国企业看重中国市场,中国也需要先进技术、资金和产业合作;双方有合作动力,也有各自坚持的立场。

施罗德后来多次访问中国,推动两国交往发展。他的作用值得辨析,却不宜被写成单凭个人情谊改变一切。1999年5月那趟短行,既是对使馆遭袭后中方态度的回应,也是一次艰难的沟通尝试。行程匆促,问题并未随之散去;真正让关系继续向前的,是后续谈判、相互取舍,以及双方对合作价值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