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京,李特特办完退休手续后,没有把日子安排成清闲的模样,而是转身走进了刚刚起步的扶贫事业。她已年近七十,接下来要做的事,却是挨个找人筹款。

这份工作,和她此前的人生经历并不相同。做科研、翻译,靠的是专业本领;筹款则要一次次开口,说明困难,也承受拒绝。李特特后来回忆,自己从前没有向人要钱的经历,在基金会工作后,才学会“厚着脸皮”去劝募。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之初,资金并不宽裕,国家拨下的启动资金只有十万元。作为非营利机构,基金会不能靠经营活动维持运转,钱从哪里来,直接关系到救助工作能不能开展。李特特带头捐出五千元,又把募款当成了日常职责。

她的办法并不复杂,却很费力。打电话、登门拜访,向熟人解释哪些地方缺少帮助,款项将用于什么。父亲李富春过去的同事和朋友,也成了她寻求支持的对象。次数多了,一些老朋友看见她来电,便知道她又要为扶贫筹款。

这句带着自嘲的话,背后不是轻松。求助者要把困难讲明白,捐助者也需要看到资金去向。李特特做的,不只是利用熟人关系筹钱,更是把一笔笔善款引向具体的贫困地区。她为基金会奔走近十年,先后去过全国四十多个贫困县。

这些经历,和她早年的生活相隔很远,却也能看出同一条线索:她很少按照常人的安稳路径生活。李特特是李富春与蔡畅的独女,1923年出生。父母长期投身革命工作,她幼年时并没有一直留在父母身边,更多时候由外婆葛健豪照料。

葛健豪在家族中的分量,不止是抚养外孙女。1919年,她已五十多岁,仍与子女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成为近代留法运动中颇受关注的人物。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也在这段时期参与革命活动。李特特后来提起外婆时,曾感慨,若没有葛健豪抚养自己,便不会有后来的她。

童年并不安定。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和蔡畅转入地下工作,李特特跟随外婆在乡间生活,读书断断续续。全面抗战爆发后,她被接到延安,后来与毛岸英、朱敏等人一同前往苏联,在国际儿童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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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海外岁月并非单纯求学。李特特参加过后备军,也先后在工程技术学院和农学院学习,还做过电台播音工作。她在不同环境中积累下来的知识,后来影响了回国后的工作去向。

1952年,李特特辗转回国。因为学过农业,她主动报名到北大荒参加生产建设;之后凭借工程技术方面的学习经历,转入核效应研究,在新疆戈壁工作数年。再后来,她又因外语能力进入农科院情报研究所从事翻译,直到1988年退休。

她的工作轨迹看上去几经转换,背后却有清楚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需要人手,专业学习与实际岗位之间并不总有现成的衔接。李特特从农业生产到科研,再到资料翻译,做的都是当时各项事业所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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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之后,她没有离开公共事务。扶贫基金会缺人筹款,她就去找人;贫困县需要帮助,她便随队前往。近十年间,基金会向相关地区捐助超过一千六百万元,帮助许多人改善生活。李特特的身份确实让募款更容易获得回应,但反复奔走、逐项落实,不能只靠身份完成。

在基金会工作期间,她走过四十多个贫困县,也度过了七十岁生日。离开基金会时,机构授予她“终身理事”称号。这个称号并非来自一段特殊出身,而是对她多年参与扶贫工作的认可。

2021年,李特特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七岁。她留下的故事里,有革命家庭的身世,有辗转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也有一通通打给熟人的电话。父亲的朋友怕她联系,听起来像一句玩笑;对她而言,那却是把善款送到贫困地区的一种笨办法,也是她退休后仍在承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