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冬生,今年五十岁,在西安跑货运,跑了快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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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在陕南商洛的一条山沟里,村子叫柳树坪,三十几户人家,散在两面坡上,出门就是山。

我十八岁那年秋天,山里头死了一个人。

那个人不是摔死的,也不是病死的,是被活活吓死的。

这事过去三十多年了,我还是没弄明白,那天夜里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德顺爷是我们家的邻居,姓张,按村里的辈分我得叫他一声爷,其实不沾亲。

他六十七了,一个人过,三间土坯房,门口一棵老柿树,树下搁着一条石凳,夏天他就在那儿坐着,一坐一下午。

他老伴走得早,没儿没女。年轻时候当过猎户,后来枪收了,就靠几亩坡地和几箱蜂过日子。

他有个毛病,心口疼。犯起来就蹲在门槛上,一只手按着胸口,脸发青,半天不说话。

乡卫生所的老周给他看过,说这是冠心病,不能累着,尤其不能受惊吓,一吓,人可能就过去了。

那年秋里,他家的黄犍牛丢了。

那牛是他的命根子。他找了整整两天,只在老林沟口找到半截断了的牛绳。

我二叔,我爹的亲弟弟,那年四十二,说陪他进沟找一趟。我爹让我跟着,说我十八了,腿脚快,路上好有个照应。

进沟那天是个阴天。老林沟有十几里长,两边是崖,沟底一条溪,越往里树越密,一进去天就暗了,抬头只能看见一条窄窄的白。

德顺爷走在最前头,腰里别着砍柴刀,手里拄一根青冈木棍,一边走一边喊牛的名字,嗓子都喊哑了。

二叔背着蛇皮袋,里头是苞谷糁馍、一壶水、两节备用电池,还有一把砍刀。

我背着一床薄被子。黑子跟在后头,那是德顺爷养的一条瘦黑狗,左耳朵缺了半个。

晌午进沟,走到天擦黑,牛没找着,路倒是走岔了。

山里天黑得快,说黑就黑。那种黑不是城里的黑,是从树根底下往上长出来的,一层一层,先没了脚,再没了手,最后连对面的人脸都没了。

我们在一处废弃的炭窑前停下。窑口塌了一半,前头有块平地,还剩下个窝棚架子,四根木头支着一层烂塑料布。

二叔生了火。我们围着火吃馍,就着溪水。德顺爷一句话不说,一直抽烟锅,抽得吧嗒吧嗒响。

我记得他那天晚上不太对劲。平时他话多,爱讲山里的门道,什么麂子怎么叫,蜂包怎么摘,月亮戴圈第几天要下雨。那天他什么都不讲。

我问他,爷,你咋了。

他说,没啥,心口有点闷。

二叔说那就早点睡,明天天一亮接着找。

我们三个挤在窝棚底下。我睡最外边,二叔在中间,德顺爷靠着窑壁。黑子趴在窑口,脑袋搁在前爪上。

我睡不着。山里的声音太多了,溪水声、树叶声、不知道什么鸟在叫,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响动,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拖着一根树枝走。

二叔的呼噜很快就起来了。

约莫到了后半夜,黑子忽然站起来了。

它没叫,就那么站着,冲着窑外那片桦树林,喉咙里呜呜地哼,尾巴夹在两腿中间。

那种哼声我一辈子忘不了,比叫还瘆人。

德顺爷坐了起来。他摸了摸黑子的头,黑子还是哼。

他说,我出去解个手。

二叔翻了个身,含糊地应了一声。我睁着眼睛,看着德顺爷的背影出了窝棚。

我听见他踩在落叶上的声音,沙沙沙,越走越远。

然后没声了。

再然后,是一声叫。

那声音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不是喊救命,也不是喊谁的名字,就是一声尖叫,短、尖、干,像有人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二叔一个激灵坐起来,抓着手电就往外冲。我跟着跑,腿是软的,跑出去两步还绊了一跤。

手电光扫过去,德顺爷正从桦树林那边往回跑。

跑得不快,两条腿像不听使唤,一步一歪。

跑到离窝棚还有七八步,他扑通一声栽倒了。

我们把他翻过来。他脸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发紫,眼睛睁得老大,直勾勾地盯着我身后。

二叔喊他,他不应。二叔从兜里摸出速效救心丸,掰开他的嘴往里塞,他牙关咬得死紧,塞不进去。

我说我去找水。二叔吼我,别动。

德顺爷忽然抓住二叔的手腕,抓得特别紧,指甲都抠进肉里去了。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咯咯地响,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

他说,白的,那么高,它跟我笑。

二叔问,啥,啥白的。

他眼睛还是盯着我身后。我不敢回头。我那时候怕得要死,就那么僵在那儿,后脖子上的汗一层一层往外冒。

过了一会儿,他的手松了。

二叔把手放在他鼻子底下,放了很久。

他说,没气了。

我那年十八岁,头一回看见一个人死。

我蹲在旁边吐了,吐得胃里翻上来一股苦水。

那天夜里我们没敢再进窑。二叔把火添得旺旺的,端着手电,光柱一直对着那片桦树林。

光柱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小飞虫在里头转。

我问二叔,你看见啥了没。

二叔说,啥也没看见,你别问了。

他嘴上这么说,可我看见他握着手电的那只手一直在抖。

我们守到天亮。天一点一点亮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仨的鞋都湿透了,不知道是露水还是汗。

天亮了我们才敢过去看。

桦树林边上有一片草被踩倒了,踩出一个圈,直径大概两步。圈里的草一圈一圈地倒伏着,像有人在那地方站了很久,转了很久。

圈正中间,什么也没有。

我抬头看那片桦树。有一棵最粗的,离地一人多高的地方,树皮被剥掉了一大片,露出里头白生生的木头。天光一照,真像一张脸。

二叔说,就是这个,老汉眼花,把树看成人了。

我没说话。

第一,那树皮不像自己剥落的,边上有刀砍的印子。

第二,德顺爷没带刀,他那把砍柴刀一直别在腰上,我亲眼看见的。

第三,德顺爷的手一直攥着,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掰开。

他手心里攥着一根红头绳。

一尺来长,棉线的,红得发亮,新的,一点都没褪色。

德顺爷一个人过了二十多年,屋里连个女人的影子都没有。

二叔看见那根头绳,脸一下就变了。他说,烧了。

我说,先别烧。

我把它用一张烟盒纸包起来,揣进了兜里。

还有那些脚印。

圈边上,草叶底下,有几个印子。不是牛蹄印,牛蹄是两个瓣。也不是我们三个人的,我们穿的是胶底鞋,纹路粗。

那是光脚踩出来的,很小,像是小娃的脚。

我指给二叔看,二叔看了一眼,说,野物。

山里头有什么野物是光脚的呢。我没敢问第二遍。

下山的时候,我们轮流背德顺爷。他比我想的轻。

到了村口,他那个远房侄子已经在那儿等着了,也不知道是谁先去报的信。

村里一下就炸了锅。

有说是山魈的,有说是野人的,有说是撞了邪的。

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老辈子人的说法。

他们说,一九五九年,有个外地逃荒来的女人,带着个小闺女,走到老林沟,在里头上了吊。

那时候德顺爷是生产队的副队长。有人说那女人死前去他家讨过一碗米,被他赶出来了。也有人说,那女人跟他有过一段,后来他不认了。

这些话谁也没法证。那年月饿死的人多,死个外乡人,往沟里一埋,连个坟头都没有。

有人记得她埋在哪,说就在那片桦树林后头。

那天晚上我把那根头绳从烟盒纸里拿出来,对着灯看了很久。

棉线的,很细,两头打了结,是扎辫子用的那种。

我想不明白。三十多年前的东西,埋在山上,风吹雨淋,早该烂了,早该褪成白布条了。可我手里这根,红得像刚染的。

德顺爷死后第三天,黑子不见了。

过了七八天,它自己回来了,瘦得皮包骨,脖子上有一圈毛掉得精光,露出粉红的皮,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

它不进院子,只趴在柿树底下,谁叫都不应。后来它跟了二叔家,再后来老死了。

出殡那天,我跟着抬了一回棺。

棺材是村里老木匠打的,薄皮棺。八个人抬,走到半坡上歇了三回。有人嘀咕,说这棺材怎么这么沉。

埋的地方在村后的坡上,正对着老林沟。

我后来想想,这事也怪。活着的时候不敢进那道沟,死了倒天天看着。

德顺爷的后事办完,他那个侄子来收拾屋子。几件旧衣裳,一口锅,两箱蜂,三亩坡地,作价卖给了隔壁。

那根红头绳我一直没烧。我把它重新包好,塞进了我的木箱底下。

后来我出去打工,先在工地上搬砖,后来学了开车,跑长途。再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在西安买了房,木箱也跟着搬了过来。

那个纸包一直在箱底。我不敢扔,也不敢打开。

每年秋天,天一凉,我就容易想起那天夜里。

零三年我回老家盖房,特意去找过村里最老的陈家婆。她那时候九十多了,耳背,我凑在她耳朵边上大声喊,问她当年那个上吊的女人。

她想了半天,说,那女人有个闺女。

我问,闺女呢。

她说,让人抱走了。

我又问,抱哪儿去了。

她摇头,说记不清了。隔了一会儿,她忽然又冒出一句。

她说,那闺女头上扎红头绳,两根。

我坐在她家门槛上,半天没起来。

我还专门去问过乡卫生所已经退休的老周。

老周说,人在极度惊恐的时候,交感神经一下子兴奋起来,血压飙升,心跳乱成一团,本来就有冠心病的人,很容易心室颤动,几分钟人就没了。

他说这在医学上一点都不稀奇。

我问,那人会不会无缘无故怕成那样。

老周抽了口烟,说,不会,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怕。

他这句话,我记了二十多年。

二叔是二〇一九年走的,肺上的病,在县医院躺了半个月。

我回去看他。他瘦得脱了形,说话都费劲。

有一天半夜,他忽然清醒了,眼睛也亮了,拉着我的手,问我,冬生,那年老林沟,你还记得不。

我说记得。

他喘了几口气,说,我跟你说个事,你别怕。

我说你说。

他说,那天晚上,我看见的不是树。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说,我看见两个人。一个高的,穿白的,那么高。他抬手比了比,比门框还高。一个矮的,站在后头。

我问,矮的多高。

他说,到我腰这儿,是个娃。

我问,娃什么样。

他说,扎着小辫。

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没敢跟你说,怕你吓出毛病来。

我说,那你咋现在说。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说,我要走了,不说憋得慌。

三天以后他就走了。

二叔这辈子胆子大,年轻时候一个人在山里守过苞谷地,跟野猪对峙过。他既然说看见了,就不会是眼花。

可他为什么三十多年一个字都不提。

我后来想明白了。他不是不怕,他是怕说出来,那东西就真的存在了。

这些年我跑车,宁愿绕高速,也不走夜里的山路。

有一回在秦岭里头堵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在驾驶室里坐了一整夜,车灯照着前头一片桦树林,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天亮才敢下车撒尿。

我老婆说我这人迷信。

我说不是迷信。是那天夜里我就站在那儿,我离他不到十步。

去年秋天,我带着我儿子回了一趟老家。

我儿子二十岁,在西安念大学,学计算机,不信这些。他听说我年轻时候在山里遇见过事,非要我领他上去看看。

路早就变了。沟里修了水泥路,一直通到半山。桦树林砍了一大半,种上了落叶松,一排一排,整整齐齐。

那个炭窑塌得只剩一个土包,长满了蒿草。

我站在土包前头,抽了一根烟。

我儿子拿着手机到处拍,问我,爸,就这儿。

我说,就这儿。

他说,也没啥啊。

我说,是没啥。

风从沟上头刮下来,落叶松哗哗地响。我后脖子上又凉了一下,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

后头什么也没有。

可我这一辈子,好像都在回头。

那根红头绳还在我家老屋的木箱底下,纸包都黄了,一碰就碎。

我想过把它送回山里,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该送给谁。

是那个女人的,是那个小闺女的,还是德顺爷自己揣了几十年的。

我一个都想不通。

我只知道,那天夜里,有一样东西站在桦树底下,把一个六十七岁的老汉活活吓死了。

它为什么穿白,为什么那么高,为什么对着他笑。

我想了三十多年,还是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