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七月十九,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热得邪乎,下午四点多,柏油路面还烫脚,蝉在老槐树上叫得撕心裂肺。我在店里穿串,手上全是羊肉的油,手机搁在塑料筐上,屏幕亮了三次,都是天气预报的高温橙色预警。
我们店在太原街往里拐的一条小街上,门脸不大,四张桌子摆到人行道上,晚上还要再加两张。招牌是老王自己焊的铁架子,蒙了块红布,写着老王家炭火烤串,字是他儿子用油漆刷的,刷得歪,最后一个串字少了一横。就这么个店,开了十二年。
老王四十九,原来在造船厂干装配,厂子黄了以后蹬过三轮,卖过海鲜,最后盘下这个门面。他媳妇淑芬管后厨和前厅,我管穿串和收钱,另外还有个烤工叫大勇,耳朵背,说话得喊。我们四个人,一天能卖三千多串,夏天最好的时候能到五千。
大连这地方,夏天晚上吃串是有讲究的。六点半以后,人陆陆续续来,先来的都是老街坊,拎着自己的酒,坐下就喊,老王,老样子。后来的就是年轻人,穿拖鞋,骑电动车,一坐下先问有没有WiFi。再晚一点,是外地游客,从星海那边打车过来,导航导到巷子口,探头探脑地问,是这家吗。
印度人第一次来,是七月十六,礼拜天。
我记得是因为那天他一个人,坐在最靠里那张桌子,背对着街。穿一件浅蓝的短袖衬衫,袖子扣得好好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他看了半天菜单,那菜单是我们自己打印塑封的,中英文都没有,全是汉字。他最后招手叫我,说,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他中文说得比我想的好,带一点南方口音,不重,能听懂。
他点了十个羊肉串,两个烤茄子,一份毛豆,一瓶雪花。然后他问我,有没有不加牛肉的。
我说我们这儿没有牛肉串,都是羊肉。
他点点头,说好。
那天他吃得很慢,一个人坐了快两个小时。中间接了个电话,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话,语速很快,声音有点急。挂了电话他就一直看着街对面,街对面是个修鞋摊,老孙头在那儿坐了二十多年。
我当时没多想。大连这城市外国人不少,日本人韩国人多,印度人少,但也不是没有。软件园那边一片一片的,都是干IT的。
第二天他又来了,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些东西。这回他带了本书,吃完看了会儿书才走。
第三天,也就是七月十八,出了事。
那天晚上八点多,店里满座,人行道上两张桌子也坐了人。靠门口那桌是四个小年轻,二十出头,喝了三箱啤酒,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先是唱歌,后来开始划拳,再后来,注意到了那个印度人。
其中一个染黄毛的,举着手机对着人家拍。
我看见了,走过去说,哥们儿,别拍了,人家吃饭呢。
黄毛说,拍一下怎么了,我这不没见过吗。
我说,没见过你上动物园去,这儿是吃饭的地方。
他哼了一声,把手机放下了。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结果过了十来分钟,那桌人开始学人家说话。印度人接电话,说英语,他们就在旁边捏着嗓子学,学得阴阳怪气,还笑。
印度人挂了电话,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那一眼我看见了,不是害怕,是那种被冒犯以后强压着的火。
他把钱压在盘子底下,站起来走了。走的时候从黄毛那桌旁边过,黄毛还伸手比了个手势。
他没理。
第二天晚上,他带了一个人来。
那人是个中国人,三十来岁,戴眼镜,后来我知道他姓徐,是印度人公司的同事,做行政的。两个人坐下,点了四十个串,两瓶啤酒。我给他们上串的时候,印度人开口了。
他说,我要见你们老板。
我说,老板在后头,怎么了。
他说,你叫他出来。
我进后厨叫了老王。老王手上还沾着炭灰,围裙上有个洞,出来的时候顺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他走到桌前,说,我是老板,有事?
印度人站起来,个子挺高,比老王高半个头。他说,我要你跪着,把烤串端上来。
店里一下安静了。
不是全静,是那种忽然掉了一个档的静。旁边桌说话的声音还在,但明显低了。大勇在后头翻串,铁签子碰到炉子,当啷一声,特别响。
老王愣了一下,说,你说什么。
印度人又说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要你,跪着,把烤串,端上来。
老王笑了,那种不太相信的笑。他说,小兄弟,你喝多了吧。
印度人说,我没有喝多。我前天在这里吃饭,你的客人嘲笑我,拍我的视频,你没有管。你们中国人不是讲礼貌吗。我要看看,你们的礼貌在哪儿。
那个姓徐的同事一直在拉他袖子,说拉杰,拉杰,别这样,咱好好说。印度人甩开他。
我这才知道他叫拉杰。
老王把手在围裙上又擦了一下,说,那天的事我知道,我伙计过去拦了。人家把手机放下了。
拉杰说,放下了,但是他拍了。他拍了我的脸。我在公司,同事把视频给我看。他们笑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抖,但不是害怕那种抖。
老王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那你想怎么样。
拉杰说,我要你跪着端上来。在我们那儿,仆人就是这样上菜的。你们不是把客人当上帝吗。
这句话一出来,隔壁桌有人笑了。是那种看热闹的笑。
淑芬从后厨出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刚洗的韭菜。她听见了后半句,脸一下就沉了。她说,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拉杰看着她,没退。
淑芬把韭菜往桌上一放,说,你听好了,这是中国,不是你们那儿。你想让人跪着伺候你,你回你自个儿家去。我们这儿跪天跪地跪父母,不跪客人。你要吃就吃,不吃就走。
她说得很快,很脆,大连女人说话就这个劲。
拉杰的脸涨红了。他说,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外国人的。
淑芬说,我们怎么对待外国人了?你进门我们给你上茶,你点串我们给你烤,你吃完了我们跟你说慢走。你还想怎么着?
旁边那桌一个大姐插话,说,小伙子,你别欺负人老实。老王这人,从来没跟人红过脸。
拉杰说,我不是欺负人。我是要尊重。
这时候老王开口了。
他说,你要尊重,行。
他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然后他走到拉杰面前,蹲了下去。
不是跪。是蹲。两条腿弯着,屁股没沾地,就那种在街边唠嗑的蹲法,膝盖咔的一声。他蹲下来,眼睛跟坐着的拉杰齐平。
店里所有人都看着。
老王说,我蹲着,你坐着,咱俩眼睛一般高。这样算不算尊重。
拉杰没说话。
老王说,跪,我不能跪。我这辈子跪过三回,我爹死的时候跪过,我妈死的时候跪过,我师傅出殡的时候跪过。我这膝盖留着,还得给我媳妇跪一回,等她哪天不想跟我过了,我求她别走的时候用。
有人笑出了声。
老王接着说,但是我蹲着跟你说话,我是真心的。你说你受委屈了,我信。那天那几个人,是我没管好,我认。可你要是让我跪下,那我这店明天就别开了。我跪了,明天全大连都知道,老王家烧烤,客人一嚷就跪。我儿子在学校都抬不起头。
拉杰低着头看他。
老王说,你在哪个公司上班。
拉杰说,软件园。
老王说,一个月挣多少钱。
拉杰说,这个不重要。
老王说,重要。你挣的钱,够不够在这条街上吃一年串。
拉杰没答。
老王说,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这儿烤串。夏天炭火烤得我脸脱皮,冬天手裂口子,一串挣八毛。我不偷不抢,我凭手艺吃饭。你让我跪,你是让我把这十二年的脸都丢尽。
他说完,站起来了,膝盖又是一声响。
他说,你要吃,就坐下吃。这顿我请。你要是不吃,门在那边,我不送。
拉杰坐着没动。
那个姓徐的同事一直在小声说话,说拉杰,咱走吧,这事儿咱回去说。
拉杰忽然说了一句,我妈上个月死了。
声音很低。
老王刚要转身,停住了。
拉杰说,我在中国六年,我妈死的时候,我在大连。我回不去。疫情那几年回不去,后来能回去了,我又没钱。我攒的钱都寄回去给我妹妹念书。我妈最后一面我没见着。
他说,我在这里,人人都看我。我走在街上,小孩看我,大人也看我。有人跟我拍照,有人学我说话。我在公司干得比谁都多,升职的时候升的是中国人。我不是要你跪,我是想问,我在你们这儿,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他说到最后,声音没了。
淑芬站在那儿,手里的韭菜还攥着,没动。
老王回过头,看了他一会儿。
然后他走到后厨,端了一碗汤出来。羊汤,那天刚熬的,上面飘着葱花。
他把汤放在拉杰面前,说,先喝口汤。
拉杰没动。
老王说,我妈死那年我三十一。我在医院走廊上坐了一宿,第二天还得去上班,因为请假扣钱。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这个道理,在哪儿都一样。
他把碗往拉杰那边推了推。
他说,你不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客人。你坐下,喝汤,吃串。这顿我请。明天你要还来,我给你打八折。
拉杰看着那碗汤,看了很久。
然后他端起来,喝了一口。
烫。他皱了下眉,又喝了一口。
那天晚上他吃了四十七个串,比点的多了七个,是老王让大勇加的。他喝了两瓶啤酒,走的时候,站起来,冲老王点了个头。不是鞠躬,就是点头,很轻的一下。
老王也点头。
他们谁也没说对不起。
后来拉杰就成了常客。
一个星期来三四回,有时候带同事,有时候一个人。他学会了大连话,点串的时候会说,老王,来十个肥瘦,多放辣。老王说,你这口音,比我还本地。
他跟大勇也熟了,虽然大勇耳背,两人说话全靠比划。有一回大勇教他烤串,他烤糊了二十串,老王扣了大勇半天工钱,大勇还挺高兴,说这印度小子有悟性。
八月里有一回,店里出了事。那天来了几个喝多的,不知道哪儿来的,吃了三百多块钱,走的时候不结账,还砸了个啤酒瓶。大勇上去拦,被人推了一把,后腰撞在桌角上。
拉杰那天正好在。他站起来,走到那几个人跟前,说了一串话。他说的是英语,那几个人听不懂。但他个子高,站在那儿,气势压人。他又掏出手机,说,我报警了,警察三分钟到。
那几个人骂骂咧咧,把钱扔在桌上走了。
老王从后厨出来,看见地上的碎玻璃,看见大勇捂着腰,看见拉杰还举着手机。
老王说,你真报警了?
拉杰说,没有。我吓他们的。
老王笑了,笑得直不起腰。
那天晚上收摊,老王留他喝酒。两个人坐在人行道上,就着剩下的半盘毛豆,喝到十二点。我收拾完东西要走,听见老王说,拉杰,你以后要是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就来我这儿烤串。
拉杰说,我不会烤。
老王说,我教你。烤串这活儿,比写代码简单。代码错了,机器不认。串烤糊了,人还能吃。
九月,拉杰带了个姑娘来。
姑娘是大连本地人,姓林,在医院当护士。两个人是相亲认识的,介绍人是淑芬。淑芬有个表妹在医院,说有个印度小伙子人不错,就是有点轴。表妹说不靠谱,淑芬说,轴好啊,轴的人不花心。
第一次见面,拉杰穿了件白衬衫,还是扣得整整齐齐。林护士穿个运动鞋,头发扎起来,一进门就喊,老王,来五十个串,饿死了。
老王看了拉杰一眼,拉杰冲他挤了挤眼睛。
那顿饭吃得挺好。林护士能吃辣,拉杰不能,辣得直灌啤酒,还硬撑着说好吃。林护士笑他,说你这是何苦。拉杰说,你们大连人能吃辣,我也能。
后来他们处了半年,处成了。
十月的时候,拉杰接到通知,公司要调他回印度,班加罗尔,升一级,工资翻倍。
他来找老王,坐在老位置,点了十个串,一直没动。
老王说,怎么了,脸拉这么长。
拉杰说,我要走了。
老王手里正翻着串,翻到一半停住了。他说,走哪儿去。
拉杰说,回国。公司调我回去。
老王把串放回炉子上,说,什么时候。
拉杰说,下个月十五号。
老王没说话,把剩下的串烤完了,刷了酱,撒了孜然,端过来放在桌上。
他说,吃。
拉杰吃了两个,说,老王,我不想走。
老王说,那就别走。
拉杰说,工资翻倍。
老王说,那还是走吧。
拉杰笑了,笑得眼睛都红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又来了。这回不是一个人,带了七八个同事,中国人印度人都有,坐了满满两桌。他提前跟老王说了,让准备一百五十个串,什么都要。
那天他喝了不少。喝到十点多,他站起来,说要去后厨看看。
我说,后厨脏,你别去了。
他说,我要去。
他进了后厨,过了一会儿,自己端着一个盘子出来了。
盘子里是十个刚烤好的羊肉串,油还在冒。
他走到老王面前。
老王正蹲在地上收拾炭灰,抬起头。
拉杰把盘子放在桌上,说,老王,这回我自己端。
老王看着他,没说话。
拉杰说,我不跪。我站着端。行不行。
老王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他说,行。
他说,坐吧。
拉杰坐下,把盘子往中间推了推。他说,吃,都吃。
那顿饭吃到快十二点。散的时候,拉杰跟每个人握手,握到老王,两个人抱了一下。不重,就一下。
他走了以后,老王站在门口抽烟,抽了半根,掐了。
我问他,想啥呢。
他说,没啥。就是觉得,这人还行。
拉杰走后第二个月,店里多了个小牌子,是他走之前让姓徐的同事送来的。木头的,巴掌大,上面刻着两行字,一行中文,一行英文。中文写的是,这儿有串,有酒,有人。英文我看不懂,问了大勇,大勇也不懂。
老王把牌子挂在收银台后头的墙上,挂得挺正。
去年冬天,拉杰从班加罗尔寄了个包裹来。里头是两包香料,一封信。信是中文写的,字很难看,一个一个的,像小学生写的。
信上说,老王,我结婚了,媳妇是林护士,她跟我来了印度,天天骂我这儿的热。我妈的坟我去看了,我给她磕了头。我磕的时候想起来你蹲着跟我说话那回。你说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我现在活得挺好。等孩子大点,我带他们回大连,上你那儿吃串。你别把店关了。
老王把信看了三遍,看完了折起来,塞进抽屉。抽屉里还有一张照片,是去年夏天拍的,拉杰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穿串,穿得歪歪扭扭,大勇在旁边比划着教他。
今年夏天,店里重新刷了墙。老王把那块木牌子摘下来擦了擦,又挂回去了。
前天晚上收摊,我数完钱准备走,看见老王坐在门口的马扎上,对着一炉子快灭的炭火发呆。
我说,王叔,走了。
他说,嗯。
我骑上电动车,拐出巷子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坐在那儿,炭火的红光映在他脸上,一明一暗的。
风从海那边吹过来,带着点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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