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502万,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此后几年,无论讨论彩礼、相亲还是房价,这“3500万”常被当作背景。
2026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140545万人,总人口性别比104.21,比2020年低了0.86,男女差距悄悄缩小。
数据显示,我国男性71722万人,女性68823万人,两者相差2899万人。2899万人大约相当于一个马来西亚的人口、三个希腊的人口、四个中国香港的人口。
如果把这些多出来的男性单独组成一个国家,它甚至能排进全球人口前50。6年间差距少了600多万,看似是“向好”信号。
但有分析指出,这一缩减并非同一件事变好了,而是另一件事变得更快了。很多人会以为我国所有年龄段都是男多女少。
其实性别失衡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它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特别是九零后、零零后等年龄段。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出生性别比通常维持在每100名女婴对应104至106名男婴之间,这是全球人口学研究公认的正常生物学范围。
但我国部分年份的出生性别比远远超过这一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数据,我国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约为108.5,1990年升至111以上,2000年达到116.9,2004年前后达到历史高位,部分省份甚至超过120。
这意味着本应出生100个女孩的地方,实际可能只出生了80多个。这些没有出生的女孩,几十年后就变成了如今人口统计中的缺口。
这部分差额是历史留下的存量,不会自动消失。总账上的差额变小,是因为老年人口结构在变化。
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22万人,占22.86%,也就是说,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以上是老人。与此同时,0至14岁人口占比只有15.25%。
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结构正在从金字塔形变成柱状结构,未来甚至可能变成倒金字塔形。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比女性短,高危作业、吸烟、饮酒、慢性病等因素在男性群体中更集中,70岁往上女性的人数优势越来越明显。
老龄化加深后,高龄女性占比被推高,男性多出的差额在比例上被稀释。有分析把这一过程比作水池:排水口放走的主要是男性,进水口灌进的新水里男孩依然比女孩多。
水位降了,并不是因为进水变均衡了。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趋势看,高峰出现在2004年前后,约为121,随后持续下降,2020年降到了111左右。
人口比例问题并没有继续恶化,反而在缓慢改善。这背后有多重原因:一方面是城市化率提高、社保覆盖扩大;同时女性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提高,再加上养老模式的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想要儿子的偏好。
但此后下降势头停住了。2019年到2023年,出生性别比一直在111附近徘徊,2024年为111.7;2026年围绕新生儿数据的讨论中,111.5又被反复提起。
总人口性别比看的是14亿人的总账,出生性别比看的是每年几百万新生儿的起点。总账在慢慢消化旧债,起点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
很多人看到2899万这个数字,第一反应往往是因为过去的人更喜欢生儿子。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简单的重男轻女其实解释不了今天如此庞大的性别差异。
重男轻女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亚洲许多国家都曾存在类似的观念,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出现过如此严重的出生性别失衡。答案可能来自四股力量的共同作用。
第一股力量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生育观念。在农业社会里,男孩意味着更强的体力劳动能力;传统社会长期实行父系继承制度,姓氏、土地、宗族关系通常沿男性的血缘传递。
在现代养老金体系尚未建立之前,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主要依靠家庭支持,因此形成了“养儿防老”观念。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当时经济现实之上的生存策略。
第二股力量是人口控制政策改变了家庭的选择。过去一个家庭可能有四五个孩子,即使前几个是女孩,继续生育也有机会获得男孩。
1980年前后,全国人口已经突破10亿,资源压力越来越明显,计划生育政策开始逐步推行。家庭的关注点从生多少个孩子,变成了在有限的孩子里有没有儿子。
生育数量受到限制以后,家庭对子女性别的关注反而可能被放大。第三股力量来自医学技术。
人口统计学家约翰·邦加茨曾指出,在存在强烈儿子偏好的社会中,随着安全有效且价格低廉的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终止妊娠技术日益普及,堕胎率的上升成为可能。如果说传统观念提供了需求,那么技术进步就提供了手段。
虽然我国法律长期明确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并禁止选择性终止妊娠,但部分地区仍然出现了违法鉴定和选择性生育现象。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2年在报告中指出,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往往出现在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存在明显的儿子偏好、能够获得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家庭生育数量持续下降。第四股力量是城乡发展差异。
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高出生性别比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异常最严重的地区往往集中在传统宗族文化较强、农村人口占比较高以及养老保障体系相对薄弱的地区。如今这些力量仍在起作用。
七普分孩次数据中,一孩性别比为113.17,二孩为106.78,三孩及以上为132.93。首都经贸大学姜全保认为,在低生育率和高养育成本下,能坚持生到第三胎的家庭往往带着更明确的性别诉求。
华中科技大学2025年的一项研究则指向城市中高中以上学历的母亲。公开讨论显示,湖北三孩性别比为177.42,上海为152.78,但这些数据仅供参考。
2025年12月,广州海关破获走私孕妇血样案,累计出境样本超过10万人份,覆盖23个省份。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有数据显示,部分农村或县城20到40岁适婚男女的比例达到140比100。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旧账,加上适婚女性向城市流动,进一步收窄了农村的择偶空间。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整治农村高额彩礼。
回到2899万的性别差,这个数字并不是某一年突然出现的,而是几十年人口结构变化积累的结果。传统观念提供了动力,人口控制改变了选择逻辑,技术进步又提供了实现手段,城乡发展差异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现象。
它背后同时包含了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计划生育时期的人口管理、医疗技术发展、城市化进程、经济转型以及老龄化趋势。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116回到正常区间,靠的是户主制度废除、财产继承规则改变和女性社会地位提升。
老龄化可以替总账抹平几百万的差额,接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出生性别比能否继续下降。讨论性别比的时候,讨论的从来不只是男性和女性,而是一个14亿人口大国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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