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中旬,新德里,印度陆军中将布里吉·莫汉·考尔躺在家中,床边铺着地图,几部电话同时接通不同指挥机构。数千名士兵正在喜马拉雅山地作战,而这位第4军军长,却试图通过电话和电报遥控前线。
这件事之所以在印度军政圈引发巨大争议,不只是因为考尔离开了战区,更在于他此前一直是“前进政策”的重要推动者。印度方面认为,中国控制了阿克赛钦部分地区;中国方面则认为,相关地区自古属于中国,印度是在边境划界尚未解决时不断向北推进。
边境争端本就复杂,政治口号却把它变得简单。尼赫鲁政府提出在争议地区设立更多哨所,试图用实际占领改变谈判筹码。印度军方把这种行动称为“前进政策”,并判断中国会顾及国际影响,不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考尔是这一判断的重要支持者。
他并非传统意义上从基层战场一路打出来的将领。早年主要从事军需和参谋工作,实战经验有限。印度独立后,他凭借与尼赫鲁的密切关系迅速升迁,后来出任参谋系统要职。这样的履历,使他更擅长政策判断和政治沟通,却未必能够应付高原战场的复杂局面。
1962年10月,印军在东段不断向中国哨所附近推进。前线部队缺少道路、运输和通信保障,冬装、弹药及山地装备也并不充足。许多士兵被派往海拔很高、补给困难的地区,阵地之间相距甚远,一旦遭到集中攻击,彼此很难支援。
有意思的是,印度军政高层仍把这看成一次有限度的边境较量。考尔判断,中国即使采取行动,也只会进行局部反击。尼赫鲁接受了这种分析,甚至对外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信心。
然而,战场不会按照政治人物的预想展开。
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东、西两段同时发起进攻。东段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7旅首当其冲。该旅阵地分散,后勤困难,面对经过集中部署的解放军,很快陷入被动。印度官方战史后来也承认,部队指挥、兵力配置和后勤准备都存在严重问题。
考尔此时已经离开了前线。按照印度方面的记载,他在战事扩大前后以心脏不适为由返回后方,随后又回到新德里。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装病”,不同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离开战区这一事实,确实成为战后批评的焦点。
更具争议的,是他回到新德里后的做法。
考尔把地图铺在住处,通过电话联系第4军司令部,又借助陆军总部的通信系统了解前线情况。他认为自己仍能掌握局势,甚至继续对部队下达指示。前线军官却面对另一个现实:山地通信不稳定,情报更新缓慢,远离现场的命令很难准确反映敌我态势。
“部队需要的是明确命令,不是反复摇摆的指示。”有印度军官后来如此评价。
克节朗失利后,印军在东段迅速溃退。11月中旬,瓦弄方向的战斗同样以印军失败告终。这里不能简单说成某一位将领单独造成全部后果,印度军队的装备短缺、指挥体系混乱、政治干预作战,以及对中国军事意图的误判,共同构成了失败原因。
考尔的问题,在于他把这些结构性困难,进一步放大成了指挥失误。他坚持把部队分散部署,又多次要求部队进行缺乏充分准备的反击。部分命令没有经过正常指挥链充分讨论,前线将领即使提出异议,也很难改变上级意图。
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停火并开始后撤,战事基本结束。印度方面损失惨重,大量官兵被俘或失踪,边境防线也受到严重冲击。尼赫鲁政府遭到国内舆论质疑,军队内部则展开调查和整顿。
考尔后来被撤去重要职务,退休待遇也受到影响。他并不承认自己应承担主要责任,曾在回忆性著作中辩称,印度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投入兵力不足。这个解释并非毫无依据,但它避开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在准备不足、情报不明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把部队推向风险极高的阵地?
战场指挥最忌讳脱离实际。将领可以在地图上移动符号,却不能替代山口、河谷和阵地上的真实判断。考尔坐在新德里电话旁发出的命令,最终还是要由缺衣少粮的士兵在高原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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