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云南昆明,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这三个曾在军统系统中声名显赫的人,先后成为被押解和审查的对象。十多年前,他们一个负责行动,一个主持西南情报,一个以文士外表掩盖强硬手段。此时再见,身份已经完全改变。
所谓“军统三剑客”,并不是正式称谓,而是后人对三人经历的概括。他们都曾得到戴笠重用,也都参与过军统在西南地区的活动。区别在于,局势转折之后,三人面对现实的态度不同,人生便走出了三条路。
沈醉出生于1914年,湖南湘潭人。母亲喜爱诗词,取李清照“沉醉不知归路”之意,为他取名沈醉。1930年代初,他因参加学生运动离开学校,随后经姐夫余乐醒介绍进入复兴社特务处,从上海的基层联络工作做起。
沈醉有一个显著特点:反应快,善于观察,也敢于承担风险。他没有显赫的军校背景,却能在复杂的人际和行动环境中迅速找到办法。一次押送行动中,他利用对方对余乐醒的信任,设计让目标人物自行前往南京,避免了正面冲突。这件事使他受到戴笠注意。
在军统内部,沈醉并非只靠机敏取胜。他熟悉城市交通、人员关系和联络方式,做事也较为果断。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他长期参与军统系统的情报、行动事务,后来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人物。那时的他,距离权力中心很近,却也因此留下了难以回避的历史责任。
1949年云南局势发生变化,卢汉于12月9日宣布起义,昆明军政格局随之改变。沈醉被扣押后,没有继续组织抵抗,而是配合有关方面辨认人员、清理旧有情报网络。有人问他为何改变得如此快,他回答:“局面已经变了,再硬撑下去,只会让更多人受害。”
这并不意味着他过去的行为可以被抹去。沈醉曾参与军统工作,相关责任必须接受审查和处理。但在改造期间,他逐步承认问题,也参与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获释。获释后,他曾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对他说:“人要向前看,要做对人民有益的事。”
特赦并不是对旧日行为的简单否定,而是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和现实政策作出的安排。沈醉后来从事文史资料整理、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撰写和提供了不少回忆材料。1980年,他在香港探亲期间拒绝长期滞留,返回大陆生活。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82岁。
徐远举的经历,则更能说明性格和选择带来的差异。他是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早年受过较完整的军事训练,后来进入军统系统,在西南地区担任要职。抗战时期及其后,他曾负责情报与行动事务,在军统内部拥有相当地位。
1949年局势急转时,徐远举试图前往台湾继续从事反共活动,但未能成行。被捕以后,他起初对审查和管教存在抵触,后来才逐渐交代自己的经历和问题。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特赦。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因突发脑溢血在狱中去世,终年约六十岁。
周养浩出生于1910年,浙江江山人,与戴笠、毛人凤同乡。1933年,在戴笠引荐下进入复兴社特务处。周养浩外表斯文,熟悉法律和文书,处理问题却相当强硬,因而被称为“书生杀手”。1949年,他在西南地区继续执行破坏性任务,昆明局势变化后被捕。
沈醉在交代问题时曾提到周养浩的情况,这让周养浩认为自己遭到出卖。两人在关押期间发生过激烈争执,关系从此破裂。周养浩面对审查时经常强调“奉命行事”,试图以职责划分为自己辩护。这样的态度,使他的改造过程比沈醉更为漫长。
1975年,周养浩获准释放,属于最后一批特赦人员。按照当时政策,特赦人员可以被安排工作,患病者可获得医疗照顾,也可以申请前往台湾。周养浩原本希望赴台,但因种种审批和政治因素未能实现,只得转赴美国投靠女儿。
在异国生活的晚年,周养浩始终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环境。1990年,他在美国病逝,未能回到故乡。三个曾经并肩于军统系统的人,一个在改造中重新安排生活,一个未等到特赦便病逝狱中,一个获释后远走海外,结局并非一句“命运不同”就能说清,其中既有时代巨变,也有各自选择留下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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