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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哈耶克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这是一种很有穿透力的思维。

因为在很多人的意识中,法律是防止坏人的,而自由总是站在法律的对面,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于是善,还是恶,不是交给法律,而是交给不同群体的道德审判。所以,人们会认为武松杀了潘金莲是正义之举;那结果会是什么?是结果正义跨越了程序正义。法律是另一种语言,是为结果正义护航的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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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程序正义,任何结果正义都是伪命题,即便放到现在,武松还是会判刑。

这就给人类带来了一道难题,你有你的自由,他有他的自由,如何保证所有人的自由?

1215年,英国贵族把刀架在了国王脖子上,逼着他签了一份文件。其中第39条写着: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剥夺财产、流放,除非经过与他同等地位的人的合法裁判,或者依照国家的法律。这是现代意义上自由的一个标志,决定一个人有罪的,不是道德批判,也不是国王,而是程序正义——这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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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之后,程序成了一道栏杆。

于是,法律成了公民自由的背书。

我们谈西方的崛起,会说那是偷窃了中国明代的类书《永乐大典》,这里到底有多少关联性,意义不大,说得多了,反而成了一种百年屈辱的治愈系,漏洞百出,中国不需要这种“自信”。金政委说亚里士多德是《永乐大典》的谐音,其实他谐的是英语,根本不是古希腊语,而且时间线上,《永乐大典》的穿越也远远追不上亚里士多德名字的出现。

西欧的兴起,并不是技术先起来,是产权和契约的可执行性先起来。同样的技术、同样的土地,只要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确认,很难想象会在人类经济史上,产生如此之大的爆发力。这在大明王朝的构架下,再给它一千年,再编纂二十套《永乐大典》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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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法是:私人产权的确立是自由的关键,私人产权有了高于一切公权力的法律作背书,才有了真正的效率与创新的内在驱动力。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

这句话放到今天也不过分。

委内瑞拉是个反例。

2007年前后,政府接连把电信、电力、水泥、钢铁企业收归国有。外资一撤,技术一走,石油产量从1998年的每天350万桶,掉到2020年的不足50万桶。

一个石油储量世界第一的国家,十年里GDP缩了七成多。

不是没有油。是没人愿意再往里投钱——你投进去的钻井平台,二十年后可能一句“为了国家利益”就换了主人。那么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只做短期能赚钱的生意,或者干脆不做。

当然,委内瑞拉作为反例,问题不在“国有化”,在法律的自我背叛——国有化跨越了法律的边界,市场将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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