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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人民”这个词语是一个近现代才诞生的全新概念,属于新时代的专属称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庄重又温暖的词汇,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完整出现在正史典籍与青铜器物上,并一直默默见证着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

如今,当我们走进武汉博物馆,那枚看似朴素的东汉“中国人民”五乳神兽镜,就为我们解锁了这个千年词汇的前世今生。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面青铜镜的外观。它的造型为标准圆形,直径18厘米,尺寸适中,轻便实用。镜背布局规整对称,五枚圆润乳钉均匀分布,将镜背划分成五个区域,其间又雕刻有猛虎、瑞兽与神人纹样,线条简练遒劲,造型灵动古朴,尽显汉代雄浑简约的审美气质,低调却很有韵味。

虽然这面铜镜并非皇室重器,只是汉代寻常百姓家的日常梳妆用具,但想要理解这面古镜的珍贵,我们得先回溯先秦时代的文字历史。在汉代之前,根本没有“中国人民”这个固定词汇,“中国”和“人民”也是两个完全独立、互不关联的概念。

而最早的“中国”,和现在的国家含义也截然不同。比如《诗经·大雅》里提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对此,《毛诗传笺》注解:“中国,京师也。”所以,上古时期的“中国”,专指国都、京师,是古人认知里的“天下中心”,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

而“人”和“民”的区别,更是折射出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先秦等级背景下,“人”常多指上层人士、贵族群体;“民”则专指底层普通百姓、劳苦大众。先秦典籍中偶尔能见到“人民”二字连用,也只是单纯泛指平民百姓,从未和“中国”一词结合,更没有形成专属的群体概念。

直到西汉时期,司马迁撰写巨著《史记》,“中国人民”四个字首次合体,成为有完整含义的固定词汇。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描述天下风物,细数各地特产,有山西(崤山以西)的竹木玉石、山东(崤山以东)的鱼盐丝漆、江南大地的金玉珍宝,还有北方草原的牛羊裘革等等,各地物产各具特色。

在梳理完天下物产后,司马迁又写下总结全文的一段话:“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这句话是说,以上这些东西,都是老百姓日常所喜爱的,不管是穿衣吃饭过日子,还是办理红白事,这些都是大家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这是目前国内可考证的关于“中国人民”较早的一处文字记载,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跳出地域、阶层的束缚,不再特指京城一隅,不再区分贵族与平民,而是统一指代汉朝疆域内遵循中原习俗的全体华夏民众。从此,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开始形成,也为后世这个词汇的传承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果说《史记》的文字,把“中国人民”这个称呼写进了正史典籍,那么武汉博物馆的这面东汉铜镜,就让这个庄重的词汇走进了民间烟火,从此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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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东汉“中国人民”五乳神兽镜,除了镜面光洁透亮,镜背的铭文更是整面器物的灵魂所在。外圈有一圈隶书吉语,在历经两千年岁月侵蚀后,依旧清晰可辨:“青盖作竟(镜)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云雨时节五谷熟。”

寥寥数语,为我们道出了古人最纯粹的心愿:铸成这面青盖铜镜后,愿四方部族归顺臣服;祝愿国中百姓富足安稳;风调雨顺,粮食年年丰收。

这段话,也让湖北的这面铜镜成为现存文物当中“中国人民”一词最早的实物证据,价值极高,意义非凡。同时,它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足以说明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下的“中国人民”,不只是文人笔下的词语。“中国人民”这个说法,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是老百姓普遍认同的身份称呼。

史书,是司马迁写下的时代记录;铜镜铭文,是普通铸镜工匠发自内心的真情告白。从西汉史官落笔成文,到东汉工匠铸镜寄语,一史一物、一雅一俗,跨越百年时光,彼此呼应。这里没有空洞宏大的口号,也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但不管是司马迁关注百姓的记述,还是民间工匠的美好祈福,其落脚点都是普通百姓,都是心系苍生。

有意思的是,在1994年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编剧参考这件国宝,专门做出复刻道具将其搬上荧屏,并在剧中设计了一段向曹爽进贡铜镜的情节,还在最后念出“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的铭文,也算是给广大观众埋下了一处文物“彩蛋”。

但要说明的是,这段献镜的故事只是艺术加工,正史里并无依据,不过也足以看出这面汉镜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

一枚小小的汉代铜镜,承载的不仅是千年文字的传承,更是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它让我们明白,“中国人民”从来不是新生词汇,而是流淌在华夏血脉里、延续两千年的温暖称谓。这看似简简单单四个字的背后,藏着我们中华民族最朴实的家国情怀,和始终心系百姓民众的初心。

来源:《阅读时代》2026年第11期

作者:丁然

新媒体编辑:胡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