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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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华帝国,如果说有些王朝的杖刑还披着“教戒”、“宽刑”的外衣,那么到了辽穆宗耶律璟手里,板子所呈现出来的,已经是另一副面孔。《辽史·刑法志上》记载了一次很惊人的集体处罚。

辽穆宗时期,因为宫廷狩猎和豢养禽兽事务获罪的一批“鹿人”被关押起来。所谓“鹿人”,从上下文看,是与宫廷鹿只饲养、管理有关的役人。后来辽穆宗命有关部门把这些在押人员全部提出来,共计六十五人。

最后的处置极为简单,也极为残酷:“斩所犯重者四十四人,余悉痛杖之。”

看看,六十五个人,四十四个砍头。剩下二十一个怎么办?全部痛杖。

仅仅这一句话,已经足够成为辽代“杖政史”的一块硬材料。但如果只摘出这句话,还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这里特别值得讨论。因为《辽史》把这件事放在辽穆宗一系列滥刑行为之中记述,而前后文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一位皇帝如何把国家刑罚逐渐变成个人喜怒工具的过程。

辽穆宗耶律璟在位于应历年间(951—969年)。史书对他的评价很差,尤其强调他嗜酒、好猎、不理政务,并且经常因为宫廷供奉、禽兽伤亡乃至饮食琐事处罚左右。

问题就在这里。猎物、鹰鹘、獐鹿原本不过是皇家生活和狩猎体系中的动物,一旦进入皇帝的私人世界,它们的死亡和损伤,却可能转化为人的刑事灾难。

《辽史》记载,五坊、掌兽以及各种近侍人员,会因为獐鹿、野猪、鹘雉等动物亡失、受伤、死亡而遭到处罚;有时又因为迟到、奏对不合意乃至饮食上的小事受到酷刑。

于是出现了一种非常荒诞的权力倒置:鹿死了,人可能跟着死。雉死了,看守者也可能被杀。而板子,则处在死亡与赦免之间,成为皇帝处置这些卑微役人的一种常用手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辽史·刑法志》在前面专门介绍辽代刑罚制度时,已经把“杖”列为正式刑罚之一,并称杖刑数额可以从五十直到三百。

这说明辽代的杖不是一种偶然性的临时惩罚,而已经进入国家刑罚体系。但制度是一回事,皇帝怎样使用它,又是另一回事。

在“鹿人案”中,我们看不到正常司法审判的细密过程,只看到一个极具皇权色彩的结果:六十五个人被集中提出,按照所谓轻重划分,四十四人斩首,其余人全部痛杖。

“痛杖”尤其值得琢磨。史书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打多少下,也没有说明使用什么刑具。但是“痛”字已经表达出一种区别于一般杖责的强度判断。它不是象征性责打,而是要让受刑者真正承受相当程度的肉体痛苦。

这与辽代杖刑本身的特点也能互相参照。《刑法志》记载辽代不仅有一般杖刑,还有沙袋、木剑、大棒、铁骨朵等多种击打身体的刑具或处罚方式;甚至对于重罪者,还存在在臀部骨骼附近预先击打再行刑的做法。

因此,研究辽代杖政,不能简单套用唐宋中原王朝的想象。同样是“杖”,在不同政治文化和刑罚传统中,其行刑方式、身体伤害程度乃至政治意味都可能不同。而辽穆宗尤其把这种身体处罚推向了极端。

就在“鹿人案”之前,还有负责禽鸟的寿哥等人,因为所掌管的雉死亡,害怕获罪而逃走。有人明确劝谏皇帝,说按照法律,他们罪不至死。辽穆宗却仍然将这些人杀死,甚至支解尸体。

这就使随后六十五名鹿人的命运显得更加清楚。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稳定运行的司法机器,而是一位随时可能把个人愤怒直接转换成刑罚的皇帝。

在这种情况下,“痛杖”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侥幸。因为史书紧接着说,其中还有人原本也想被处死,幸亏王子必摄等人进谏才得以免死。

换句话说,那二十多个被“痛杖”的人,很可能是在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这正是古代杖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功能:它有时并不是死刑之下从容设计出来的轻刑,而是君主一念之间从死刑里“减”出来的一顿毒打。从制度表面看,这是宽宥。从身体经验看,却未必轻松。

更值得注意的是,《辽史》的编纂者自己已经对辽穆宗这种做法作出了明确批评。它在叙述完这些滥刑之后指出,刑罚制度怎么能够成为君主任意发泄个人情绪的工具。这一评价非常重要。它把问题从“辽穆宗残暴”推进了一层:真正需要批判的,不仅是某一次打得狠、杀得多,而是“国家刑罚被私人情绪劫持”。

这也正是“杖政史”值得研究的地方。一根杖什么时候属于法律,什么时候属于行政命令,什么时候属于皇帝家法,什么时候又沦为个人暴怒的工具?形式上可能都是打身体,但背后的权力性质完全不同。

辽穆宗一次提审六十五名鹿人,四十四人斩首,其余全部痛杖,恰恰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最极端的地方。这里的板子已经几乎没有“教化”的温情可言。它只是死亡之后的第二选择。

而在一个皇帝可以因为一头鹿、一只雉的死伤决定一个人究竟被斩还是被痛杖的时代,真正需要被追问的,也就不再是哪一顿板子打了多少下,而是:人的身体究竟在国家权力面前被摆在了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