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中旬,一支车队在夜间驶过红其拉甫界碑,进入巴基斯坦北部。

车上的人穿着蓝色工装,坐在军绿色车厢里,对外不公开身份,不携带制式军装标识。

车队的副总指挥李华仙出发时没有告诉家人自己要去哪里、去多久。

在进入巴基斯坦之前,队伍在新疆喀什集结,筑路工人黄海滨在城中看到了一样东西:道路两旁摆放着大量尚未刷漆的木棺。

他打听之后才得知,这些棺材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黄海滨是咬破手指写血书才被批准加入筑路队的,他在日记里记下了看到棺材的那个瞬间。

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景象呢?今天楼台君就与大家聊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66年,中巴签署筑路协议,工程代号“1601”,约定双方各自承担本国境内路段的修建任务。

中方承担红其拉甫界碑以北的东段,巴方承担界碑以南至塔科特的西段。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到1968年,中方东段已经完成,工程推进到边境线,而巴方西段却只向前推进了25公里。

巴基斯坦工兵部队面对冰川、塌方、深切河谷构成天然障碍和高海拔缺氧,靠自身力量继续推进已经不可能,巴方随即请求中方人员进入其境内,接手红其拉甫到哈利格希之间约一百四十公里的路段。

经过反复协商,中方同意派出施工力量出境支援。

他们是以军事化编制组织起来的建设队伍,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地展开作业,所有人员都执行保密管理,对外统一称为工程人员,不披露部队背景。

这批进入巴境的中方人员,第一次出动就达到九千余人,占当时工地中方总人数的九成以上。加上后续批次,前后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参与施工的中方人员超过一万人。

筑路队接手的路段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沿线耸立着十一座海拔超过七千米的山峰,空气稀薄,雪崩、塌方、落石和泥石流在施工期间频繁发生。

冬季持续低温,路面结冰打滑,运输车辆坠崖的风险大幅上升,帐篷内取暖物资有限,冻伤非常普遍。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此外,高山缺氧还会引发肺水肿和脑水肿,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致命。

巴基斯坦工兵部队在此前一年中已经有人死于这类高山特发病。

一旦有人在巴境深处的高海拔路段牺牲,遗体很难在冰川和塌方之间长途运回国内。

提前在喀什备好棺木,是把最坏的结果放进了出发阶段的安排里,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再临时寻找解决办法。

进入巴基斯坦境内之后,施工的实际状况让棺材的存在显得并不夸张。

大量路段位于近乎垂直的岩壁上,大型机械无法到位,筑路人员用绳子拴住腰部,从崖顶吊下去,一人扶钢钎,另一人抡锤,在峭壁上打眼放炮,在半山腰炸出一条凹槽作为路基。

这样的作业一次持续数小时,身下就是峡谷和激流。高原上的水烧不开,饭要用高压锅才能勉强做熟,蔬菜无法运上去,长年只能吃罐头。

在海拔接近五千米的营地里,高山反应让人水饭不进,严重者下车即晕倒在地。

1976年的一次大爆破,把这种风险推到了最集中的一刻。那次爆破装药量达到五十吨,是中巴公路施工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爆破结束后,八个炮洞将山体移进了印度河,但有三处炮洞没有完全起爆,悬石留在山顶。

按照安全规程,需要等待48小时后才能进入现场清理哑炮。

然而,当时有两个排的战士提前上去,上方山体突然塌落,30人中有25人当场牺牲。医护人员在事后缝合遗体,有的已经无法拼合完整。

整个工程期间,中国方面付出的生命代价,在不同统计口径中有所差异。

有记录显示中国牺牲人数为168人,其中88人安葬在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的中国烈士陵园。

中巴双方合计,为这条路献出生命的人数在800人左右,相当于每公里公路对应着一条人命。吉尔吉特陵园1978年建成,位于吉尔吉特东郊丹沃尔村,沿公路而建。

陵园墓地共一百零八座,其中八十八座是烈士墓,另外二十座是空墓,留给当时没有找到遗体的失踪者。

陵园里有一位名叫阿里·艾哈迈德·贾南的巴基斯坦守墓人,从1978年开始守护这些墓,持续了四十多年。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1968年摆在喀什路边的那些棺材,有一部分后来被用上了,绝大部分没有被用上。

被用上的那一部分,和吉尔吉特陵园里的八十八座墓、二十座空墓,以及那些连遗体都没有找到的名字,来自同一批出发的人。

这条公路通车之后,改变了巴基斯坦北部的封闭状态。当地特产可以沿着公路向外运输,外部的生活物资、医疗物资也能够稳定送进山区。

常年往返这条线路的司机、商旅,路过陵园的时候大多会主动停下,简单致意之后再继续赶路。

公路车流逐年增多,很多人熟悉这条通道带来的便利,却很少了解,在道路修建之初,补给线上提前堆放的那些棺木,背后藏着筑路者要直面的代价。

这些长眠在异国山地的人,没有留下太多公开的事迹记录。

他们的身份、经历,只留在档案、墓园石碑和少数亲历者的口述之中。

没有宏大的宣传,也没有额外的渲染,只是实实在在留在这条跨越喀喇昆仑的道路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