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他的人很快被找到,实名,罪名列了一串。
可查到最后,一条都没坐实。
人民日报的发声,把问题捅到了另一层。
头一条,劣迹艺人。
这不是随口骂的,有条款出处,2021年演出行业协会的自律办法,里边列着黄赌毒、酒驾滋事、假唱这些情形。
第二条,偷税。
这方面的指控直接递到了税务部门。
核查结果和他本人的说法对上了,他拿的是税前报酬,回单县自行申报缴纳,手续没有毛病。
有记者问他担不担心查,他就一句,咱不懂,但咱也不能欠国家的钱。
第三条,诈捐,数字传得有鼻子有眼,三百万,三百五十万。
媒体核查的结果是,这些数字压根不是他发布的,有关部门也没查到对应的捐款记录。
第四条,剽窃,说他翻唱别人的歌是侵权。
律师给出的意见分两层,光是唱别人的歌,构不成剽窃,商演算不算侵权,得看是不是属于需要许可付费的公开表演。
音著协那边的话也很明白,商演曲目是主办方报歌单核查授权,不存在谁唱谁申请的说法,到报道发稿为止,没有任何著作权人出来主张他侵权。
四条罪名,一条都没找到成立的依据。
可罪名是冲人来的,人背后是冲着演出来的。
10月24日,河北保定曲阳一处景区。
再往前几天,泰安,他人在火车站排队等检票,取消电话来了。
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的一场,同样没了。
这些取消的理由并不统一,有的说是审批,有的说是场地,有的是主办方自己撤的档。
他本人认定,幕后推手就是一批递举报材料的人,
媒体的报道显示,这类举报今年6月之后开始变多,9月到10月最密集。
更吓人的是另一种转述。
有主办方向他透露,接到过威胁,只要他敢来,就拿鞭炮去现场轰。
这类说法目前只有转述,警方没有查实记录,真假只能等后续调查。
两种口径得放在一起看。
也就是说,指控落了空,演出还是没了,中间卡着的,是主办方的避险心态,宁可信其有,不冒这个险。
这才是整件事最磨人的地方,没人宣布他有罪,他的饭碗照样碎了。
10月3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了一篇评论,题目围绕大衣哥频遭举报这件事。
是不是劣迹艺人,要等权威调查的结论,不能靠匿名举报贴标签。
更扎眼的是事情的先后,结论还没出来,他先丢掉的是演出机会和名声,而递材料的人从头到尾没露面。
评论里最出圈的是一句比喻,举报是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暗器。
10月29日,他和从北京请来的律师杨安明再到派出所,补充交了一批证据,律师对外表示,公安机关已经受理。
拿起法律武器对他不算新鲜事。
2025年判决的一起网暴案里,被告人孙某某在2020年6月到2023年5月间发了几百条视频,
最终被法院认定侮辱罪和诽谤罪,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杨安明对这次事件的判断是,符合网络软暴力的特征,条件够的话,民事自诉可以转成公诉。
他对外撂的话也很明确,这次干到底,不接受任何道歉。
那两位递材料的人,媒体也联系上了。
山东济宁的王平用的是化名,从2020年起就陆陆续续反映过几十次,他自称做的是核实报备内容,
浙江湖州的刘明同样用了化名,承认实名举报,聚焦的就是税和版权两件事,
承诺书墨迹未干,风头一过,举报又来了,理由还是那两条。
话说到这,就想问问大家,举报门槛低了怕被滥用,门槛高了又怕没人敢报,这个度到底该怎么拿捏。
要是哪天普通人也被这种暗器盯上,上哪说理去?
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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