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我在兰州参加一个刑事案件的庭前会议。全案七位被告人,所有辩护人都是法律援助。这些年觉得自己已经见过很多悲惨的事情,似乎已经练就任何时候都可以“情绪稳定”的心态。然而这次的庭前会议,两位农民工的发言让在场的很多人都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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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力度一直在加强。从出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建立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实名制、工资保证金等一系列制度,到持续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等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措施。
没有真正体会过农民工讨薪难的我,曾经还天真地以为,在层层制度与监管之下,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正被逐步化解,血汗钱被拖欠、求助无门的悲剧,应该不会再有。
可是,这次庭前会议,两位农民工(也是本案的被告人)的发言狠狠击碎了我的无知。
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大多只有小学文化,有的还是文盲,说话带着泥土的朴实与压抑的委屈。
会议现场安静肃穆,两位农民工的发言没有激昂的话语,只有压抑已久的控诉与不解。
其中一位被告人讲述:他和七十多位工友们因为被欠薪数月,找欠薪公司讨要薪水无果。
他们也曾多次通过信访,找到当地劳动监察等部门,希望能够得到问题的解决。然而数月过去,除了这些欠薪公司之间的推诿和拖延,没有任何下文。
腊月将至,这位被告人哭着说:我不敢回家,因为要不到钱。没有钱,怎么回家过年。他被工友们围着,希望他能向承包公司要到工钱,大家好回家过年。正在这位被告人讨薪求助无门时,一个电话成为压垮他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位被告人哽咽说道: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电话,说“XX(他们其中一位被欠薪的农民工)走了,走之前向他两个孩子交代完后事,喝农药自杀了没有抢救过来。”这位讨薪无望的农民工在本该团圆的腊月,喝下了农药,用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讨薪无门的绝望。
“那是我认识十几、二十年的老乡啊……” 被告人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法庭,触动着在场的人。很多辩护人都在努力压抑自己的抽噎声,默默拭去那无法克制流下的泪水。我相信不止的辩护律师。
这位被告人说,走投无路的他们,只能找身边认识的人写了讨薪帖文。荒诞又心痛的是,奔波数月无法解决的欠薪问题,一篇帖子发出去第三天,欠薪公司的负责人立刻从北京坐飞机赶到兰州,一下飞机就着急联系他们,说要解决欠薪问题(听到这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欠薪问题在一开始就能得到解决,那么这位负责人也不用紧急飞回兰州,一张机票的钱在农民工的眼里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薪水要回来了,可是这位农民工也站在了被告人席位上,而那位喝农药自杀的农民工再也看不到薪水讨回的这一天。
这位农民工站在被告席上,满眼困惑与委屈:
“我们只是想要回自己的工资,错在哪里?那些欠我们薪水的人,怎么反倒成了被害人?我虽然因为找人写帖文讨要薪水被抓了,但我依然感谢帮助我的人,因为真的能帮我们要回薪水。”
这一刻,我突然懂了我的当事人为什么在工地看大门可以几年不回家。他说他在本地这个公司看大门,月薪三千五,每月给自己留两百多块生活费,几年不敢回家,就怕请假回家后丢了这份在他眼里“最好的工作”。
印象最深的是,他被刑拘后,我们第一次去会见他,他第一担心的不是案情,反而是一再叮嘱我们,让我们向家人转达:“记得让家人去我住的地方,把我工地的东西收拾回家,那里还有一包面没吃完,记得收回家。”一包面,是他省吃俭用的全部底气,也是底层劳动者最卑微的生存写照。
这些朴实的农民工,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错在哪。他们一直在要求庭审网络直播,希望劳动监察部门、欠薪的负责人都来旁听,他们只想找一个能讲理的地方,讨一个真正的公道。
庭前会议结束后,我的内心依旧无法平静。我们总以为法治在完善,可在那些不被看见的角落,还有人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为了血汗钱被逼到绝境。
一袋面,一瓶农药,一句“不敢回家”,一声 “我错在哪”,拼凑出最真实的人间疾苦。他们的发言像一记重锤,敲在每个有良知的人心上。
我不知道这些坐在被告席上的农民工们在这个案子中会是怎样的结局,只希望这样的人间惨剧不再发生,希望每一个农民工能拿到属于自己的薪水,能在往后的每年腊月,能安心回家与家人好好过年。
最后,我想说:像这样一群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当他们讨薪求助无门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和领导首先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自己到底够不够尽责,而不是苛责农民工讨薪方式不对,甚至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

作者:黄燕,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