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十月的一个上午,第二场庭审。何静三十三岁,在商场化妆品柜台做导购;陈立三十六岁,跑长途货运。两个人结婚九年,儿子陈知远小名远远,上个月刚满八岁。
起诉状写得很短,一共四行字:性格不合,经常争吵,感情确已破裂,请求判决离婚,婚生子由原告抚养。陈立的答辩状是手写的,写了两页,最后一句是:“我不同意离婚,也不同意孩子归她。”
房子、车贷、陈立前年给朋友担保的那笔钱、何静想带走的那台冰箱,每一样都要争。争到最凶的是孩子。何静说她带着孩子过了八年,孩子吃什么药、对什么过敏、晚上几点睡,陈立一样都不知道。陈立说他一个月往家里打七千块,孩子的学费、兴趣班、奶粉钱,他没缺过一分。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说孩子已经满八周岁,按规定要听取他自己的意见,打算休庭后单独跟他谈。就在这时,旁听席上,一只手举起来了。举得很慢,先是抬到胸口,又往上升,最后停在耳朵旁边,手掌摊开,五个手指并着,跟小学课堂上举手一模一样。
“法官阿姨,我能说件事吗?”
声音不大,但在那间屋子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何静猛地回头,捂住了嘴。陈立的肩膀僵了一下,没敢转过去。
远远站起来了。他穿一件蓝色校服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被对折了四次,边角都磨毛了。他两只手把纸摊开,抚平,然后举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 第一条,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跟妈妈。
- 第二条,星期六星期天,我跟爸爸。
- 第三条,过年一人一半,今年在奶奶家,明年在外婆家。
- 第四条,谁都不许说对方坏话,说了就罚五十块。
- 第五条,爸爸不出车的时候,要来学校接我一次。
- 第六条,妈妈上早班,我早饭自己吃,不许骂我磨蹭。
纸上的字是用铅笔写的,写得很大,歪歪扭扭,有几个字写错了又划掉重写。“磨蹭”两个字不会写,用的是拼音。念到这儿,他停了一下,抬头看:“阿姨,最后还有一句。”
他低下头,声音比刚才更小,但整个法庭都听见了。
“我不是东西,不要分我。”
屋里没有人说话。法官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认真看了两遍。正面写满了,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是“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再也不吃早饭了”,后面画了一个哭脸。
法官敲了法槌,宣布休庭。她把远远交给常驻法庭的心理咨询师陆老师,然后把何静和陈立叫进了调解室。她没急着谈财产,先把那张纸放在桌上,推到两人中间。
何静看了两眼,眼泪就掉下来了,掉在纸角上,赶紧用手背去擦,越擦越多。陈立伸手把纸拿起来,捏得指节发白,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这是我儿子写的?”
法官问他,上次跟儿子单独待一整天是什么时候。他想了很久,说:“去年过年。”她又问何静,上次在孩子面前说他爸爸不好是什么时候。她咬着嘴唇,说:“昨天晚上。”
法官给他们念了一段《家庭教育促进法》里的条文,告诉他们,法院可以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他们去上课。陈立抬起头:“上课?”法官说:“对。你们俩都得去。这跟离不离婚没关系,这是当父母的事。”
家庭教育指导课安排在周六上午,一共四次。第一次陈立没来,说出车去了外地。法官给他打了电话,说你要是不来,我就发指导令。第二次他来了,坐在最后一排,帽子一直没摘。第三次课上,老师让每个人说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是什么样子。陈立说,他爸在他十岁那年出门打工,两年没回来,回来的时候给他带了一双球鞋,小了。他说到这儿,把帽子摘了。第四次课,何静也来了,两个人坐在教室两头,中间隔了四个座位。
一个月后,何静来找法官,说想撤诉。“我不敢说我跟他能过好。但我不想让远远觉得,是他那张纸把家拆了,还是拆不掉。”法官提醒她,撤诉不等于问题解决了,半年、一年,可能还会来。她说:“我知道。我想先试试。”
签完裁定那天,法官在走廊里碰见远远。他坐在长椅上等奶奶,书包放在腿上。他看见她,站起来问:“阿姨,我那张纸生效了吗?”
法官把他领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复印件,找出一支红笔,在纸的右下角画了一个圈,写了两个字:“已阅。”然后递给他:“生效了。你回去贴在家里,贴冰箱上。”他很小心地把纸折好,还是折四次,塞回裤兜,说:“我回去就贴。”
那年冬天,法官在超市碰见过他们一次。何静推着车,远远坐在车里,脚一晃一晃。陈立站在冷柜前面挑冻虾,挑得很慢,一边挑一边问:“这个行不行?”何静说:“你会不会看日期,看后面。”语气不算好,但也不凶。
转过年来四月底,法官收到何静一条微信:“周法官,我们又来了,这次不吵了。协议离婚,孩子轮流抚养,周一到周五跟我,周末跟他爸,寒暑假一人一半。就按远远那张纸改的。”后面跟了一句:“他数学考了九十五。”
法官回了一个字:“好。”
那张纸的复印件,现在还留在她的抽屉里,和远远那篇只有六行的作文夹在一起。作文里写着:“我家有三个人。爸爸在车上。妈妈在店里。我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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