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现行法并非没有证人出庭制度,难点在三个条件如何理解
02 草案增加了事实触发条件,但没有取消「法院认为有必要」
03 证言不得定案不是草案首创,真正新增的是与出庭规则直接衔接
04 不同案件里,「重大变化」不会只有一种样子
05 鉴定人被纳入到庭规则,补的是同一证据体系中的另一块
06 我的立场:从「有没有出庭」继续走向「不到庭如何说理」
草案第42项拟修改第192条,增加证人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时的出庭情形,并写入远程视频作证和证言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后果。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一稿试图把「证言有矛盾」与「必须接受法庭检验」连接起来,但仍把启动审查的关键阀门留在法院手中。
以下讨论以草案现稿为对象。草案尚未通过,所引拟改条文不是现行规则;不同案件的变化只是立法推演,不是对个案结果的预测。
现行第192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也适用这一规定。1
因此,现行法不是只看书面证言,也不是证人一概不出庭。它设置了异议、重大影响和法院认为有必要三个条件。前两个条件由控辩争议和证言重要性触发,最后一个条件则使出庭仍需经过法院判断。
现行第193条还规定,经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训诫,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拘留。2这说明立法已经预见到「决定出庭」与「实际到庭」之间的落差,并配置了强制手段。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只是证人出庭率低这一结果,而是:证言本身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时,法院是否仍有较大空间以「没有必要」为由留在书面审查之内。草案切中的正是这个接口。
草案第42项拟将第192条调整为两类情形。第一类是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第二类是证人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3
如果只看到「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这几个字,很容易把它读成证言一变就必须出庭。现稿并不是这样写的。新增情形仍然保留「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法院决定权没有被删除。
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在草案讨论中提出,证人是否出庭不能仅由法院决定,只要控辩任一方提出异议且认为有必要,就应允许出庭。4我赞同强化异议权的方向,但也认为不宜把任何异议都直接等同于必须到庭。更可行的边界是:对定罪量刑有实质影响、书面审查无法排除具体矛盾的,法院应说明不出庭的理由,而不是重复「无必要」三个字。
草案的价值,因而不是把法院从程序中移走,而是为「有必要」增加一个更具体的事实场景。证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法院仍决定不出庭时,决定的正当性应比现行法下承受更多论证压力。
草案第42项还拟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一规则不能被写成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第一次出现。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91条已经规定,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庭前证言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前证言;经通知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言不得作为定案根据。5
所以,草案更准确的评价是:将司法解释中的证据后果提升到法律层级,并把它放进证人出庭条文之中。法律层级提升有利于减少「出庭义务归刑诉法、证据排除归司法解释」的割裂,但并不意味着过去庭前证言一律可以采信,今后才一律需要检验。
我仍然保留一个疑问:真实性「无法确认」究竟指整份证言不可信,还是发生变化的特定部分不可信?如果证人十次陈述只有一项关键事实反复,其他内容均有客观证据印证,排除范围应是整份还是局部?草案没有回答。若一律整份排除,可能把可分离的事实一并排除;若允许随意切分,又可能使真实性已经动摇的核心陈述被保留。后续规则需要把「无法确认的对象」说清楚。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证言变化可能与诉讼地位、责任划分相互交织。同案人员先作不利指认,后来改称记忆错误,不能只问哪次陈述对被告有利或不利,而应追问变化发生在何时、是否接触过其他人员、是否受到外部影响,以及变化后能否接受交叉询问。此时证人出庭的价值,是让变化的原因而不是变化后的结论接受检验。
在伤害、寻衅滋事等依赖目击证言的案件中,变化可能表现为对人数、距离、光线、行为人衣着等细节不断补充。细节增加不必然意味着虚假,记忆恢复、询问方式差异都可能造成差别。草案使用「重大变化」而没有写成「任何不一致」,我认为是必要的,否则大量不影响核心事实的枝节差异都可能变成出庭争议。
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中,证人可能身处异地、境外或者因健康原因难以到庭。草案新增「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的,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方式作证」,为这些案件提供了替代路径。但「客观原因」不宜被扩张为办案便利,远程作证也应保留身份核验、单独作证、画面和声音完整传输、控辩双方发问等基本条件。技术解决的是空间距离,不应同时降低质证强度。
到了审判阶段,争点也会从侦查阶段的「哪份笔录可信」转为「为什么不经出庭检验即可采信」。这会改变法庭说明理由的负担,却不意味着辩方只要指出笔录不同,法院就必然排除证言。
草案第43项拟把现行第193条中的强制到庭、训诫和拘留等规定扩展至鉴定人,使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时不再只有第192条规定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这一后果。3
这项调整有其合理性。鉴定意见常以专业面目出现,但专业并不免除检验。检材来源、鉴定方法、误差范围和意见形成过程,都可能需要鉴定人当庭说明。不过,我不赞成把鉴定人与普通证人作完全同质化处理。普通证人陈述的是亲历事实,鉴定人解释的是专业判断;前者可能涉及是否受威胁、诱导,后者更常涉及方法是否可靠、检材是否同一。强制到庭可以共用部分规则,发问重点和真实性判断标准却不能照搬。
还应注意,鉴定人拒不出庭的鉴定意见排除,现行第192条已有规定。草案新增的是人身到庭的保障手段,不是首次规定鉴定意见的证据排除后果。
这也意味着,证言与鉴定意见的证据后果不能只看证人、鉴定人是否最终到庭。证人已经出庭却拒绝回答关键问题,与鉴定人出庭但无法说明检材流转,都可能使真实性或可靠性无法确认。相反,未出庭也不应成为不经审查即排除所有相关材料的机械公式。法庭仍须回到具体证据、拒证范围和能否通过其他程序确认真实性作判断。草案给出的是审查框架,不是一份自动排除清单。
我赞成草案把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明确写入出庭条件,也赞成把证言排除规则提升到法律层级。但若现稿不进一步调整,我仍保留两点意见。
第一,「法院认为有必要」仍是统一阀门。至少对关键证言发生重大变化且辩方提出具体异议的案件,应建立更充分的书面或当庭说理,避免新增条件停留在宣示层面。
第二,「没有正当理由」需要程序审查。疾病、路途、恐惧、工作单位阻拦甚至证人主观不愿,都可能被概括为不能到庭。若不查明原因,拒绝出庭与无法出庭之间的区别就可能被模糊,证言排除规则也难以稳定适用。
因此,这一稿最值得肯定的,不是它承诺证人都会走进法庭,而是它更清楚地承认:书面证言出现实质矛盾时,真实性需要经过程序检验,而不能只靠裁判者从数份笔录中挑选一份。下一步要补的,是谁来启动、怎样说明、排除到何种范围。
以上是我的立法判断,不是现行规则,也不是具体案件法律意见。草案仍在征求意见,在修改决定正式通过并施行前,个案仍应适用现行刑诉法及有效司法解释。
作者:曾杰律师|长沙刑事辩护律师,湖南真泽律师事务所
声明:本文仅就公开草案展开立法观察,不构成具体案件法律意见。文中案件推演均以草案按现稿获得通过为前提;草案内容、条序和生效时间均可能变化。
主要来源
1. 新华社受权发布:2018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4. 中国新闻周刊:刑事诉讼法大修,专家谈证人出庭与程序改革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