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立杰

引言:立法进步须经得起实务检验

刑事诉讼法修改,既关系到普通刑事案件中的公民权利,也关系到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程序公正。2026年11月6日开始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共五十五条,禁止有罪推定、强化律师会见保障、扩大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范围、严格限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增设涉案财物处置专章等,体现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规范刑事追诉权的方向。作为刑事辩护一线工作者,在充分肯定这些进展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追问:权利能否真正行使,程序能否接受监督,不同办案程序之间能否实现公正衔接。

权利写进法条,只是制度建设的第一步。立案前律师能否代理控告,家属委托的律师能否见到本人,四十八小时会见会不会被连续提讯架空,阅卷会不会因涉及商业秘密只剩下手工摘录,录音录像会不会停留在留存备查,不批准逮捕的消息能否及时传到辩护律师和外地家属,都直接影响立法进步的实际成色。这些问题看似具体,却决定着有关权利条款能否落实到真正的办案流程。

《修正草案》尚未全面触及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衔接,但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审判以后,同样必须接受统一的证据裁判和司法审查。结合辩护实务,笔者以《修正草案》的现有文本为起点,同时讨论监察衔接中的接口问题,并提出可以直接纳入办案规则的具体操作方案。

一、辩护权保障,要从委托之初贯通到强制措施执行

(一)建议修法确认律师代理报案、控告的法定身份

报案、控告是刑事诉讼启动前的重要环节。个人或者单位发现犯罪线索后,往往需要整理合同、账册、电子数据和资金流向,说明行为性质及管辖依据。律师接受委托完成这些工作,是帮助当事人依法行使控告权,而不是提前行使侦查权。实务中,如果办案机关仅因案件尚未立案、律师尚未取得诉讼代理人身份,就不接收律师提交的材料或者拒绝沟通,法律专业帮助便无法进入最需要它的环节。

因此,建议明确,刑事立案前,认为自身遭受犯罪侵害的个人、单位,可以委托律师代理报案、控告。受托律师可以代为撰写、提交法律文书,收集、整理、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并与接收机关沟通案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接待受托律师、接收材料并出具接收凭证。律师代理报案、控告,不以刑事立案后取得诉讼代理人身份为前提。接收凭证和沟通记录看似是细小环节,却是防止材料去向不明、重复提交和管辖推诿的基础。

(二)建议细化委托辩护与法律援助辩护中尊重本人真实意愿的规定

家属代为委托律师后,不能因为已经存在法律援助律师,就拒绝受托律师会见。只有会见本人,才能核实真实委托意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辩护人权利有关问题的批复》已经就在押人员选择辩护人作出规范,本轮修法应当将这一规则完整转化为法律条文,避免法律援助的兜底功能被异化为排除家属委托律师的程序障碍。

具体程序应当是“会见核实、本人选择、书面确认、依法终止”:法律援助机构已经指派律师,不影响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人依法会见;本人不同意代为委托的,应在会见时签署书面解除文件;本人选择自行委托或者家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终止手续。不宜由办案机关或者看守所代为转达解除委托的意思表示,再以此替代本人确认。

(三)建议完善配套规则排除实践障碍,确保四十八小时内“见到”

《修正草案》将看守所“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安排会见”修改为“保证辩护律师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人员”,强化的是结果义务。这一修改值得肯定,但还需要处理提讯、讯问与会见冲突的问题。如果办案机关连续安排提讯,或者看守所仅以讯问尚未结束为由不断顺延,文本上的“见到”仍可能被内部排期消解。

因此,应明确办案机关、看守所不得以连续提讯、讯问或者提讯、讯问尚未结束为由拒绝、拖延会见。时间冲突的,应当及时协调、错开,而不是让法定期限服从内部安排。看守所还应登记律师提出会见申请的时间、实际会见时间以及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安排会见的原因,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核查、监督。只有留下可核查的时间记录,结果义务才有责任抓手。

(四)建议规定在押人员与辩护律师通信登记流转制度

通信是律师会见之外的重要辩护联系方式。在押人员寄出的信件是否及时转交,律师来函是否送达,实践中往往缺少可查询的记录。保障通信秘密与监督信件流转并不矛盾,关键是把登记对象限定为信件处理过程,而不是把登记延伸为对通信内容的掌握。

建议看守所建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通信登记制度,记录信件的收到、检查、转交、寄发时间以及未能及时处理的原因。相关记录应随案移送,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核查、监督。看守所应及时转交、寄发信件;没有合法依据,不得截留、拖延转交或者限制寄发;依法需要特殊处理的,应记录具体理由。这样既保留依法检查的空间,也使不当拖延能够被发现和纠正。

(五)建议增加检察机关将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通知辩护律师的规定

《修正草案》规定逮捕后及时通知辩护律师,下一步还应把“由谁通知、通知谁”规定清楚。批准逮捕与不批准逮捕都是检察院作出的决定,直接影响辩护工作和在押人员家属安排。无论决定结果如何,都不宜等到公安机关执行逮捕、释放或者变更措施时,才让律师通过执行环节间接得知。

对于辩护手续已经提交人民检察院,或者提请批准逮捕材料中已经载明辩护律师信息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后,应当及时、直接通知辩护律师。通知内容至少包括决定结果以及依法可以告知的执行衔接事项。公安机关执行逮捕、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不能替代人民检察院的决定通知义务;人民检察院也不能以等待执行、等待家属到场为由延迟通知。

《修正草案》已经明确审查批准逮捕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还应进一步明确该意见的去向。辩护律师提交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由检察机关在审查报告中说明采纳与否及主要理由;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应依法安排当面听取。听取意见不能停留在“收到材料”,决定通知也不能替代对辩护意见的审查和回应。

通知与执行应当并行,而不能相互设置前提。尤其是不批准逮捕的案件,依法立即释放是执行机关的义务,通知律师、家属绝不能成为延迟释放的理由。明确这一点,既是为了让律师及时开展后续辩护,也是为了防止通知环节反过来影响人身自由。

(六)建议依法通知家属时同步通知已经提交手续的辩护律师

通知家属与通知辩护律师功能不同。家属关心的是亲人的处境和接返安排,律师则需要及时判断是否需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或者开展下一步辩护。对已经提交辩护手续的案件,办案机关依法将采取、变更、解除拘留、逮捕以及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情况通知家属时,应当同步通知辩护律师,不能以已经通知家属代替对律师的通知。

依法不通知家属或者无法通知家属的,也不影响对辩护律师的通知。反过来,通知辩护律师同样不得替代依法通知家属。两类通知应当分别完成、相互衔接,而不是由办案机关选择其一。对不批准逮捕后释放或者变更措施的案件,应及时告知辩护律师,以便律师协助家属合理安排接返。

这一规则有很具体的人文关怀意义。外地家属在亲人被拘留后,往往在看守所周边滞留等待,既不知道亲人是否会被逮捕,也不知道亲人何时能够接返。为此,有人反复请假、往返,有人因信息滞后错过接返安排。及时、直接的通知不能替代依法释放,却能够减少无谓等待和往返。减少诉累、保障人权,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信息传递环节。

二、阅卷和取证监督,必须有可操作的材料基础

(一)查阅、摘抄、复制是并列方式,商业秘密保护不能变相取消复制权

对于几十本、几百本卷宗的案件,如果只允许手工摘抄案卷,律师很难完整、准确地固定和比对证据,形式上的阅卷权可能无法支撑有效辩护。查阅、摘抄、复制是法律规定的并列方式,应由律师根据案卷数量、证据形式和工作需要选择,也可以同时采用,而不是由办案机关单方限定。

从律师实务反映看,个别地方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以防止商业秘密外泄为由,统一要求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不能复制案卷,有的地方还将其作为保护商业秘密的创新举措或者工作亮点宣传。这一做法没有充分平衡被害单位商业秘密保护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也涉及地方工作要求能否限缩法定阅卷权的问题。

《律师法》第四十一条已经规定律师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执业活动中知悉的有关情况、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卷宗需要保密,普通刑事案件的卷宗同样需要依法管理。不能仅因案件涉及商业秘密,就推定律师复制案卷必然增加泄密风险。保密承诺、限定用途、阅卷水印、阅读密码和泄露责任等,都可以用于保护商业秘密。确需对特定材料采取特殊保密措施的,应书面说明依据,并保障律师能够完整、有效阅卷。以限制法定权利为代价的“创新”,不宜作为工作成效宣传;地方规范性文件和内部工作要求也不得对法定阅卷权作出限缩性规定。

(二)监视居住期间的传讯、提讯,应留下完整记录和音像资料

《修正草案》严格限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值得肯定。但该措施适用受到限制以后,执行过程同样需要监督。监视居住期间何时传讯、在哪里讯问、持续多久、由谁参加,如果没有进行登记和留存音像资料,后续很难判断是否存在超时、疲劳讯问或者未经记录的讯问。

建议明确,办案机关在监视居住期间传讯、提讯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制作笔录的,应登记传讯、提讯的起止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情况,并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相关登记、记录、笔录及音像资料应妥善留存并随案移送,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核查、监督。限制措施适用与记录执行过程应当同步推进,不能只解决前者而忽略后者。

(三)同步录音录像不能只留存,还要能够移送、调取和查阅

《修正草案》将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扩大到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是重要进步。但如果资料始终只由办案机关内部保存,辩方无法了解制作、保存情况,也难以有针对性地申请调取,其证据监督功能就会受到限制。录音录像制度的核心不只是“有没有录”,还包括“能否用于审查”。

较为完整的路径是:依法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全部讯问同步录音录像随案移送,不得仅留存备查或者选择性移送;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依法查阅、复制与本案指控有关的同步录音录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调取,或者辩护律师依法申请查阅时,有关机关应及时提供。如全面随案移送目前确有困难,在过渡阶段可以先从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起步,同时至少随案移送资料目录和制作情况,使辩方知道哪些讯问有录音录像、资料是否完整。

无正当理由不移送、拒不提供或者关键时段缺失,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影响对供述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还应研究明确相应的程序后果,包括相应讯问供述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没有后果的移送义务容易停留在倡导性规范层面。同时,程序后果应当以资料缺失达到影响实质审查的程度为前提,避免机械化适用。

三、羁押与退查期限,不能留下变相延长的通道

(一)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应有明确的参与和回应程序

《修正草案》将羁押必要性审查规定为定期进行,并增加听取侦查人员、当事人、辩护人等意见的空间,意味着羁押不能“一批了之”。但“定期”如果没有最低频次、审查记录和结论回应,仍可能退化为内部表格上的一次勾选。从辩护实务看,明确审查周期、书面说理和律师参与,是这项制度能否落地的关键。

建议在条文或者配套规范中明确最低审查频次,并根据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分别设置衔接节点。审查时应保障辩护律师提交意见和证据材料,对维持羁押的结论记录主要理由;辩护人提出申请的,应书面答复处理结果。看守所发现不宜继续羁押而进行告知或者提出建议的,办案机关、检察机关也应及时书面反馈。定期审查的价值,在于根据证据固定、事实查清、身体情况和案件进展重新判断社会危险性,而不是重复援引批捕时的结论。

(二)可能判处的刑期,不能随已经羁押的时间反向提高

《修正草案》规定,羁押期限即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刑期的,应当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这一规则要落地,必须解决“依法可能判处刑期”如何判断的问题。如果直接以罪名的最高法定刑为基准,绝大多数案件都很难触发该规则;如果随着羁押时间增加而调高量刑判断结论,该规则也会被架空。

已经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原则上可以将该建议作为继续羁押审查的重要基准;提出幅度刑建议的,原则上可以参考其中线或者上限。尚未提出量刑建议的,应根据已经查明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对可能判处的刑期作出个案化判断,不能直接以罪名的最高法定刑代替上述刑期。确因新事实、新证据或者量刑情节需要调整量刑建议的,应书面说明理由。上述基准仅用于审查继续羁押的必要性,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量刑,也不能以实际羁押期限反向推定可能刑期。

(三)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有边界、次数和说理

《修正草案》将发现“另有重要罪行”后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改为经同级检察院批准,增加了必要制约。下一步还应防止通过拆分事实、变更罪名或者分案侦查,把原已掌握的事实包装成“另有重要罪行”,从而反复重算羁押期限。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一十五条已经对“另有重要罪行”作出解释,可以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它应当是侦查期间新发现的,与原立案侦查、提请批准逮捕所依据的罪行不同种的重大犯罪,或者同种但足以影响罪名认定、量刑档次的重大犯罪。对原已发现、掌握或者列入侦查范围的犯罪事实,不得通过拆分事实、增加或者变更罪名、分案侦查等方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重新计算以一次为限;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时,应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说明批准理由。

(四)互涉案件退回补充调查、补充侦查,应合并计算次数

同一犯罪嫌疑人可能同时涉及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和公安机关侦查的关联犯罪。如果退回补充调查与退回补充侦查分别计算,或者通过改变管辖、变换退回对象重新起算,案件可能在不同机关之间反复往返,实质延长审查起诉周期和羁押时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四十六条、第三百五十条已经提供了二次为限和改变管辖前后合并计算的规范基础。建议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以同一审查起诉案件为计算单位,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合计不得超过二次;不因移送机关、退回对象或者所涉罪名不同而分别计算;改变审查起诉管辖的,前后次数也应合并计算。期限限制应以案件和当事人为中心,而不能因办案机关不同分别重启。

四、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衔接,重点是后端实质审查

监察调查与刑事侦查在职能定位、组织体制和程序设计上存在差异。讨论衔接,不是将监察调查简单改造为刑事侦查,而应当看到:职务犯罪案件最终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仍须适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前端程序可以具有自身特点,后端的证据裁判和司法审查不能因此减弱。如果普通刑事案件持续加强律师帮助、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和财物审查,而职务犯罪案件长期保持较弱的程序可及性,就可能形成权利保障的差异化结构。

领导干部等“关键少数”涉嫌职务犯罪时,其程序权利容易因身份和案件敏感性而在公共讨论中被弱化。严格监督公权力与保障被调查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并不矛盾。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既要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约;沟通协调不能代替证据审查,情况说明不能代替法庭调查,从宽处罚建议不能代替法院依法量刑。为这部分人员主张依法应当享有的程序保障,不是替腐败开脱,而是在维护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基础。

(一)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应明确“移送即阅卷”

监察机关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对被留置人员先行拘留并决定强制措施,该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实践中由此产生律师能否阅卷的争议。案卷材料和证据既已移送,调查活动已经终结,律师阅卷不会妨碍监察调查,却有助于及时就逮捕必要性和证据问题提出意见。

本轮修法可以明确,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辩护律师依法享有阅卷权,不因人民检察院先行拘留以及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而受到影响。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提供必要便利。“移送即阅卷”不是提前介入调查,而是案件进入刑事诉讼以后及时启动辩护和司法审查。

(二)提讯、提解、讯问等调查过程记录,应统一随案移送

在普通刑事侦查中,提讯、提解、讯问等活动通常需要形成相应记录,用以核查是否存在未经记录的讯问、笔录遗漏、讯问时间异常等问题。纪委监委调查案件同样需要过程留痕。但在现行规范尚未明确统一移送要求的情况下,实务中存在不同做法:有的随卷移送,有的只移送正式讯问笔录。律师因而难以了解笔录之外是否还有讯问、每次讯问持续多长时间,检察机关和法院也缺少基础的核查材料。

应当明确,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时,应一并移送反映调查过程的提讯、提解、讯问等程序性记录,至少包括相关活动的时间、地点、起止时点、参加人员以及提解、送回情况。除依法确需保密处理的内容外,上述记录均应随案移送。个别敏感内容可以依法遮蔽、隐去,但不宜据此将整份记录排除在案卷之外;不移送或者无法提供的,应书面说明具体理由。相关记录应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审查,并保障辩护律师依法查阅的权利。

这类记录通常只是几页登记表、记录表,移送成本很低,却能为辩方提出具体异议、检察机关审查和法院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提供重要线索。在同步录音录像尚未全面随案移送的现实条件下,更不能让调查过程记录也停留在办案机关内部。目前来看,如果全面移送录音录像需要逐步推进的话,程序性记录的随案移送完全可以先行落实。

(三)监察调查录音录像,应有辩方申请调取的具体通道

《监察法》第四十四条、《监察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已经规定重要取证工作的录音录像以及检察院、法院调取规则。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辩方提出具体异议以后,如何启动调取,哪些资料应当提供,资料缺失如何处理。如果只有办案机关依职权调取,而没有辩方申请的具体途径,实质审查仍可能缺少起点。

建议明确,辩方对监察调查中的非法取证、疲劳讯问、笔录失真等问题提出具体线索或者材料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相应录音录像、讯问记录、入出留置场所的身体检查资料以及医疗、休息记录,有关机关应及时提供;已经作为证据材料移送的录音录像,辩护律师申请查阅的,依法予以保障。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关键资料缺失,导致证据收集合法性无法查明的,应依法作出相应程序处理。

(四)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能由书面说明替代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六十条已经规定,人民法院就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要求有关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时,监察机关应当依法予以配合。对此,刑事诉讼法可以进一步加以衔接,明确出庭的启动条件和调查程序,使这一制度真正服务于证据合法性审查。

人民法院审理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就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认为调查人员有必要出庭说明情况的,调查人员应当出庭。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法提出申请。出庭说明情况不能仅由书面情况说明替代;依法需要发问的,应按照法庭调查程序进行。只有接受法庭发问,书面说明中的概括性表述才能转化为可供判断的证据材料。

五、自首、立功和涉案财物,都要进入可审查的程序

职务犯罪案件的司法审查不能只关注定罪证据,也要覆盖影响量刑和财产处置的材料。贿赂犯罪中言词证据通常占有重要位置,但数份内容相近的供述或者证言,不当然等于充分证明。财物交付、利益输送、谋利事项和资金去向,应尽可能以书证、电子数据、资金流向等客观证据检验。对于到案经过、立功线索、从宽处罚建议和涉案财物处理,同样不能只凭一份概括性情况说明完成审查。

(一)自首、立功材料应可质证,立功线索流转不能中断

自首、立功首先是事实和证据问题,也是程序衔接问题。对自首所依据的到案经过、通知或者传唤记录、首次供述等材料,应完整随案移送,接受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实质审查;具备质证条件的,应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监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应一并移送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材料,不能以一份情况说明代替证明,也不能以从宽建议替代法院依法量刑。

立功方面更突出的问题是线索移交不及时、缺少专门登记和持续承接。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看守所、监狱等收到检举揭发、协助抓捕或者提供重要线索等材料后,应当统一登记,记录接收时间、来源、主要内容、承办单位和移送去向。对需要核查的线索,应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并持续记录核查进展和结果,避免线索在公权力机关之间转交以后去向不明。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或者交付执行时,尚未核查完毕的立功线索及其登记、移送、核查材料,应一并移交承接机关,不得因程序阶段转换而中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应有依法查询登记、移送、核查进度和结果的途径;核查终结的,应反馈结果及理由。即便最终查不属实或者无法查实,也应有明确记录和反馈,而不是让当事人反复向不同机关询问。

监察调查、留置和刑事诉讼周期较长,有些检举揭发线索可能到判决生效后甚至服刑阶段才查实。此时,原办案机关或者核查机关应及时将核查结果和相关材料反馈刑罚执行机关;依法涉及减刑等审查事项的,应移送有权机关处理,不能因原案已经办结而无人承接。是否构成立功、是否以及如何从宽或者减刑,仍应由有权机关依法认定,登记、移送和反馈本身不应预设实体结论。程序机制要实现的是线索不丢失、核查有承接、结果能进入依法处理程序。

(二)违纪、一般违法与涉嫌犯罪所得,应分项认定并协调处置

同一职务犯罪案件可能同时涉及违纪所得、一般违法取得财物和涉嫌犯罪所得,而当事人及家庭可用于缴纳、退缴的财产有限。如果调查阶段先将财产作为违纪款、一般违法款收缴,案件移送司法后可能出现涉嫌犯罪所得无力追缴、无法退赔的情况。这一顺位和衔接问题不能回避。

这里不能简单理解为“谁先收缴,谁就优先”,也不宜笼统写成“国库优先”,因为刑事处置还可能涉及返还被害人、退赔和案外人权益。监察机关应对不同性质的款项分项列明、分别认定、分别记账,载明各自依据、金额和处置情况。对拟移送审查起诉的涉嫌犯罪所得及其孳息,应优先保全并依法纳入刑事司法处置,不能通过先行收缴违纪款、一般违法款,消耗后续刑事追缴、退赔的财产基础。

对同一财产的性质或者处置顺位存在争议的,不宜在调查阶段先行作出可能影响后续司法处理的最终处置。确已先行处置的,应将法律文书、依据、金额和款项流向完整随案移送,接受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审查。需依法返还被害人、退赔以及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仍依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协调顺位不是为任何一方设定绝对优先,而是确保后续司法处置仍有财产基础和审查空间。

(三)涉案财物审查和经营财产保护,应完整覆盖监察移送案件

《修正草案》增设涉案财物处置专章,要求对财物性质、权属等事实和证据进行法庭调查、辩论,这些规则应有效覆盖监察移送案件。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时,应一并移送涉案财物清单、权属和性质依据、价格认定材料、查封扣押冻结及处置决定、价款保管和流向凭证。部分款项已在调查阶段处理,不应当然成为法院不再审查相关事实和证据的理由。

人民法院应依法对涉案财物的性质、权属、来源和处置依据进行审查。涉及民营企业的,应严格区分企业财产与经营者个人财产、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及案外人财产。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应依法核实、听取意见并作出处理。涉案财物的上缴、返还和移交应依照法定渠道进行,并与办案单位经费保障彻底脱钩,避免财产处置受到不当利益驱动。

《修正草案》针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五”还规定,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类财产在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可以允许继续合理使用。为避免“可以”在实践中异变成申请后无人回应,建议改为“应当允许继续合理使用并采取保值保管措施”,同时将毁损、转移、灭失风险或者影响证据保全等例外情形写清。对于是否影响诉讼和证据保全,应由办案机关说明具体理由,而不能仅凭概括性风险判断让企业停工、设备闲置。

六、分层推进,但接口问题不应等待

(一)本轮修法可以优先解决已经具备规范基础的接口问题

立案前律师代理控告、委托辩护与法律援助衔接、四十八小时会见登记、通信流转登记、批捕意见附卷与决定通知、阅卷方式、监视居住讯问记录、羁押必要性定期审查、羁押期限判断、退查次数合并,都是本轮修法可以直接回应或者同步完善的问题。它们的共同点,是现行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已有一定基础,实践堵点明确,只需要把已有原则进一步转化为可执行、可监督的规则。

监察移送后的律师阅卷、调查过程记录随案移送、监察调查录音录像和相关资料调取、调查人员出庭、自首立功材料审查和立功线索流转、涉案财物法庭审查,主要发生在审查起诉、审判或者刑罚执行衔接阶段,也有现实规范基础,可以在本轮修法或者配套规范完善中优先解决。生产经营类财产的合理使用,则可在涉案财物专章中直接完善。对于全面移送录音录像等确需技术和管理过渡的事项,可以分步实施,但资料目录、申请调取、查阅和结果反馈等基础机制的构建现在就应展开。

(二)留置期间的法律帮助可以纳入后续协同修法加以明确

现行监察制度尚未建立被调查人在留置期间委托律师会见的制度。考虑到职务犯罪调查的保密、防串供、防毁证需要,可以分步研究,不宜简单照搬刑事侦查阶段的辩护模式。但持续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法律帮助需求客观存在,制度设计不能完全回避。

因此,可以先允许近亲属代为委托的律师向监察机关提交书面法律意见,代理申请变更留置措施、提出申诉,就被调查人身体健康、涉案财物等事项依法沟通;在此基础上,再研究严格保密和不妨碍调查条件下的法律咨询与律师会见制度,明确律师保密义务、办理流程和权利救济。通过分阶段制度建设,使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在面对持续人身自由限制时获得必要的专业法律支持。暂时不能完成制度调整,不等于公共讨论应当缺席。

结语:以律师的实务经验参与法治建设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不只是为了改善个案辩护条件,也不只是表达某一职业群体的立场。相较而言,律师更容易看到权利条款如何运行的实际状况,也能发现不同程序之间不容易被条文文本呈现的断点:一份接收凭证、一条会见登记、一次决定通知、一份线索移送记录,往往比抽象宣示更能决定权利是否真正落地。把这些经验转化为具体、克制、可操作的立法建议,是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

普通刑事案件与职务犯罪案件可以具有不同的程序特点,但证据裁判、审判独立、权利救济和司法审查的基本要求不应因办案机关不同而改变。依法惩治腐败与保障合法权利从来不对立。把每一起案件都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和规范的程序之上,让每一项从宽、每一项财产处置都能够接受审查,才是对法治权威和反腐败权威最持久的维护。

附件: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修改建议表

本表为结论性摘要,理由与实施路径见前文。条文序号均指《修正草案》拟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条文;需监察法或配套规范协同完善的,单独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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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二部主管,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京都职务犯罪辩护教研基地主任,中国政法大学金融犯罪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及刑事司法学院实践导师,北京市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商会发展服务中心专家库律师。刘立杰律师2007年进入首都某中级法院工作,具有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四级两审及死刑复核)工作经历,出版多部专业著作,并在《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中国法律评论》《刑事审判参考》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发表专业文章60余万字,参与办理各类案件超过1000件。部分案例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部分案例被评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刘立杰律师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民生银行、锦州银行、张家口银行、廊坊银行等单位常年或专项(刑事)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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