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中国政法大学刑民交叉研究中心、京都律师事务所民商诉讼研究中心、涉企犯罪辩护与防控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民刑交叉新规下企业涉刑案件的机遇与挑战”主题论坛,从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辩护防控两端,聚焦涉刑企业财产保护议题,拆解新规的规则逻辑与适用难点。
以下是京都民商诉讼研究中心上市公司诉讼研究会主任李琦律师在论坛上的致辞,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各位老师、领导、同仁,大家好!我是京都律师事务所民商部律师李琦,很荣幸参与本次活动,并做发言。
“民刑交叉新规下企业涉刑案件的机遇与挑战”这个主题很大。我想把镜头推近一点,聚集“案件到了法院,到底受不受理”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本次新规从结构上一共有24条,一般性规定和附则性规定各2条,剩余20条中,程序性规定14条,实体性规定6条。其中,案件受理,作为程序的起点,其意义不言而喻。因为如果案件在立案窗口就被挡了回去,那所有后续的程序或者说程序性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了。我们讲企业涉刑案件的救济,那如果案件要通过司法审判得到救济,那首先得让法院受理案件,让法官看到受损害企业,和他们的损失。
而过去的实务情况是,一张受案回执可能就将涉及到犯罪的民事案件囫囵都挡在法院门外,这种操作在规范层面上从来都没有充分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并无鲜见。
为了纠正上述情形,2019年的九民纪要,初次尝试对应当受理的涉刑民事案件的情形进行了系统性汇总,九民纪要第128条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同时列举了五种,主要情形。
但很遗憾,错误实践的惯性仍然很大,而本次新规在吸纳九民纪要规定的基础上,对于案件受理规则进行了进一步提炼和完善。新规第三条列举了六种应当受理的情形:
第一类,可称之为合同主体穿透型案件。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而这个,订合同的行为,本身构成犯罪——比如冒用单位名义签合同进行诈骗。这时候,相对人请求“名义被冒用”的、没犯罪的单位或个人承担民事责任,法院应当受理。其中的逻辑很简单:犯罪的是冒名者,原告要找的则是合同相对方,不能因为冒名者犯罪,就把相对人担责的门也关上。
第二类案件可以称之为职务行为穿透类案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构成犯罪——最典型的,比如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此时合同相对人或者侵权赔偿权利人,请求没构成犯罪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应当受理。这条是把“个人的罪”和“单位的责”切开:人犯罪,不等于单位对外的合同责任、侵权责任也跟着消灭。
新规第三条,第三项、第四项可以放在一起看,我将之划归为第三类案件,“债务切割”型案件。第三项的内容是主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比如主合同是个骗局,但担保人没参与,不构成共犯,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应当受理。第四项的内容是债务人为二人以上,其中部分债务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其他没犯罪的债务人承担责任,应当受理。这两条的底层逻辑一样:债权人或者受害人向没参与犯罪的其他责任人追责的渠道应该是畅通的。
第四类案件就是保险理赔类案件。侵权行为构成犯罪——比如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情形下,被保险人、保险合同受益人或者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应当受理。这条规定很实在:刑事被害人要拿保险理赔,本来就该走民事通道,不能因为侵权方犯了罪,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也跟着停摆。
最后,是第五类案件,当事人基于与犯罪行为有关联,但非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其他情形,应当受理。这一项是“兜底”条款。
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的,原则上通过刑事程序,包括刑事附带民事,以及追缴、责令退赔等,一并解决定罪量刑与民事责任问题;不构成同一事实但有关联的,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应贯彻“民刑并行”的要求,分别审理、并行推进。
这一条的规定,就是通过区分事实,实现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分流。
那么,什么是与犯罪行为有关联但非同一事实?从案件是否应当受理的角度,定义什么是“有关联”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问题探讨的还是什么是“同一事实”,也就是除了与犯罪行为属同一事实的情形,其他的民事案件都应该被受理。
对此,新规第二条明确,本规定所称的同一事实,是指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事实相同的情形。
对于该问题,我不再做展开,因为,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本次论坛中刘记辉律师将就同一事实和关联事实的司法认定进行主题发言,该问题留待刘律师的精彩分享。
时间有限,总之,期待民刑交叉新规的落地实施为企业涉刑案件的公平公正处理带来新的气象。
我的发言到此,感谢大家!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