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刑辩律师关心的几个程序变量
01 辩护人优先在场不是新创,但草案改变了规则所在的层级
02 全程录音录像的价值,不只是证明签过字
03 异议被记录,不等于异议已经被回应
04 第201条调整结构,不等于法院与量刑建议脱钩
05 放进不同案件,审查重心应当不同
06 我的立场:把「有程序」继续推进到「程序能被检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前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和接受量刑建议,确实建立在理解、自愿和获得有效法律帮助之上。具结书只有一页纸,具结之前发生过什么,却可能决定这项制度的可信度。
草案第37、40、45项分别触及具结时谁在场、是否同步录音录像、律师异议如何记录,以及法院如何审查和采纳量刑建议。我不赞成把它们概括为「律师从此可以见证具结」或者「量刑建议不再优先采纳」。更准确的判断是:这一稿把若干既有工作规范提升到法律层级,同时试图把法院的审查对象从一份具结书,扩展到具结形成过程和量刑建议本身。
草案尚未通过,以下拟改条文均非现行规则;对案件变化的讨论以「若按现稿落地」为前提。
现行第173条规定,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等人意见;第17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具结书。1从现行法律文字看,辩护人和值班律师是并列关系,并未明确谁优先。
2026年施行的「两高三部」《关于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1项已经进一步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辩护人的,应当由辩护人在场见证具结,严禁绕开辩护人安排值班律师见证;确因客观原因无法由辩护人在场的,才可以由值班律师见证并注明原因。第32项已要求将无罪辩解、量刑异议等记录在案并附卷。2
草案第37项拟在第174条增加:有辩护人的,应当由辩护人在场;没有辩护人的,由值班律师在场。签署具结书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对无罪或者量刑建议有异议的,应当记录在案并附卷。3
所以,「辩护人优先」和「异议附卷」本身并非草案从零创设。草案的制度增量至少有三项:把优先顺序写进法律,把同步录音录像从特定案件扩展为具结的一般要求,把异议记录与具结条款直接结合。层级提升不是小事,但评价时不能把既有规范抹去。
现行指导意见第31项已经要求,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自始不认罪又认罪认罚等案件,具结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其他案件也应尽量录音录像。草案若按现稿落地,将从这些重点情形走向所有具结案件的一般要求。
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给具结书再附一段形式证明,而是使「自愿性」有了可以回看的形成过程。嫌疑人是否理解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是否获得发问机会,辩护人在场是否真正提供法律帮助,这些问题单靠格式化签字很难还原。
但录音录像并不天然消除争议。录制从何时开始,是否覆盖具结前的法律帮助和协商过程,文件由谁保管、律师能否查阅、法庭在何种争议下调取,现稿没有展开。如果镜头只记录最后签字和几句确认,全程可能只是「签署过程全程」,不是「认罪认罚形成过程全程」。
不同案件中的意义也不同。在轻微、事实清楚且嫌疑人稳定认罪的案件中,录音录像主要是规范性留痕;在供述反复、当事人文化理解能力有限、量刑协商分歧较大的案件中,它才可能成为判断自愿性和真实性的关键材料。不能把同一技术要求想象成在所有案件中产生同等效果。
草案将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关于无罪或者量刑建议的异议记录在案并附卷,是一项值得肯定的程序承认:认罪认罚案件并非只有「完全同意」和「拒绝具结」两种状态,法律帮助者可以保留不同意见,而不必从卷宗中消失。
现行指导意见第27项还规定,检察院应当充分听取辩护人、值班律师意见,未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第32项规定犯罪嫌疑人对指控事实、罪名、量刑建议等存在异议,经沟通仍保留意见但不影响认罪认罚的,应在具结书中注明。2
草案第40项又拟在第190条开庭准备程序中增加,法院应当听取辩护人对认罪认罚自愿性、具结书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和量刑建议的异议。这样,异议有可能从审查起诉阶段的附卷材料进入庭审。
我的保留正在这里:记录、听取和回应是三个不同层次。记录解决异议是否留痕,听取解决法庭是否接触,回应才要求裁判者说明为何不采纳。若草案只写「记录在案」「应当听取」,却不写决定文书如何回应,异议仍可能止于程序存在,而没有转化为实质审查。
现行第201条以「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为原则,并列明被告人不构成犯罪、不自愿认罪、否认指控事实、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等不采纳情形;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提出异议的,检察院可以调整。4
草案第45项拟将其调整为三款结构,正面列明采纳前提: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具结书内容真实、合法,量刑建议适当等;同时保留不予采纳和调整量刑建议的机制。3
这不意味着现行法不要求法院审查。现行第190条已经要求,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长应告知诉讼权利和法律规定,审查自愿性以及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草案的变化更像是从「原则采纳加例外排除」转向「先列采纳条件,再处理例外」,使审判权的判断基础更显性。
这里还要区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与一般不当。现行第201条把「明显不当」作为检察院调整建议的重要触发条件,草案正面写入「量刑建议适当」,为法院审查提供了更完整的表达。但是否意味着只要法院认为还有更优量刑,就可以不采纳建议,现稿并未给出新的量化标准。法院既要避免把「一般应当采纳」理解成不得偏离,也要避免以自由裁量完全取代控辩协商形成的合理预期。
我赞成这种表达,因为它有助于纠正一种误解:具结不是把审判变成对量刑建议的机械确认。但我也不认为文字重排会自动改变量刑建议在实践中的分量。真正需要观察的是,法院是否独立审查事实基础、从宽幅度和同案量刑均衡,而非只在发现「明显不当」时才介入。
在被告人始终认罪、仅对量刑幅度有异议的案件中,重点应是量刑事实是否完整、从宽是否均衡、辩护人异议是否得到回应,而不是因为存在异议就否定全部认罪认罚。
在当事人承认行为却坚持无罪的案件中,问题更复杂。对行为性质的异议与对事实的承认可能并存,不能简单把「作无罪辩解」等同于撤回认罪,也不能以「愿意接受处罚」掩盖对犯罪构成的根本分歧。草案把无罪异议写入记录范围,恰好说明具结书需要容纳这种复杂性。
在共同犯罪中,同案人员认罪时间、退赃能力和地位作用不同,量刑建议可能拉开差距。若只审查单份具结是否自愿,容易忽略同案比较。法院采纳建议时,还应能说明个别化量刑依据。
在二审阶段,如果一审后才主张受到胁迫或未获法律帮助,录音录像和异议附卷将提供审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是否足以推翻自愿性,仍需结合全程情况,不能只看一段录像或一句格式确认。
还有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情形:辩护人与被告人的意见不一致。辩护人基于证据提出无罪意见,被告人仍自愿认罪并接受处罚,不能简单以其中一方否定另一方。草案把双方异议都纳入记录范围,为法院识别这种分歧留下了材料。法院需要审查的是被告人选择是否真实自愿,以及认罪是否有事实和证据基础,而不是要求辩护人必须替被告人的程序选择背书。
我认可草案对具结见证、全程录音录像、异议附卷和法院审查结构的改造,但不建议把它评价为认罪认罚制度已经完成纠偏。
第一,辩护人优先在场之后,还要防止「人在场而帮助缺席」。辩护人对案情缺少基本了解时,签字见证本身并不能证明法律帮助有效。
第二,录音录像需要与查阅、移送、调取及争议审查规则配套,否则它可能只是办案机关掌握的另一份封闭材料。
第三,量刑建议仍应接受司法判断。法院听取异议之后是否说理、如何区分事实异议与法律异议、如何维护同案均衡,比「一般采纳」四个字放在哪一款更重要。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会说:这一稿让认罪认罚的形成过程更容易被看见,但看见不等于纠正;从程序留痕到有效审查,还差回应理由和材料开放这两步。
以上是我的立法判断,不是现行规则,也不是具体案件法律意见。草案仍在征求意见,在修改决定正式通过并施行前,个案仍应适用现行法律及有效规范。
作者:曾杰律师|长沙刑事辩护律师,湖南真泽律师事务所
声明:本文仅就公开草案展开立法观察,不构成具体案件法律意见。文中案件推演均以草案按现稿获得通过为前提;草案内容、条序和生效时间均可能变化。
主要来源
1. 新华社受权发布:2018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关于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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