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福建福州,韩先楚登门拜访周赤萍。一个是身兼福建省委主要职务和福州军区司令员的老将,一个是离开军队多年、正在冶金部任职的副部长。韩先楚此行没有寒暄太久,直接谈起了军区政委的人选。
周赤萍没有立刻答应。他清楚,自己已经离开军队十多年,眼下又是国务院部委干部,重新穿上军装,绝不是个人愿望那么简单。更现实的是,福建处在特殊时期,军区政委肩上的担子很重,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大局。
韩先楚却很干脆:“你要是愿意回来,其他事情我来办。”
这句话分量不轻。
周赤萍是老红军,也是四野系统的重要干部。解放战争时期,韩先楚先后在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任职,周赤萍则在第一纵队、第十纵队工作。两人没有长期直接共事,但彼此的经历和能力,早已被军队高层熟知。
韩先楚看中的,不只是周赤萍的资历,更是他的政工经验。周赤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经过战争年代的锻炼,又在地方和部委工作多年,既懂军队,也接触过经济建设。对当时的福州军区来说,这样的干部很难得。
当时的福建,地方工作与军队工作交织在一起。韩先楚既要主持地方事务,又要掌握军区建设,精力不可能全部放在军区日常工作上。政委一职空缺后,谁能在复杂局面下稳住政治工作,成为一件急事。
此前,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在特殊政治环境中受到冲击,后来不幸去世,军区领导班子受到很大影响。韩先楚担任军区司令员后,需要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政工干部。周赤萍,正是他反复权衡后想到的人选。
周赤萍的顾虑也有道理。他从军队转到地方,并非因为能力不足,而是经历了工作方向的调整。1958年,他担任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期间,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关于发展高技术兵种的意见,主张加强空军、海军以及相关国防科技力量。
这个观点本身并无不妥。抗美援朝证明了陆军作战力量的重要性,但现代战争形态正在变化,单靠传统兵种显然不够。周赤萍所谈的,实际上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问题。遗憾的是,当时有人把这种意见理解成“重视空军、轻视陆军”,甚至讥讽他离开了老本行。
这件事让周赤萍颇为郁闷。随后,他主动要求转到地方工作,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离开熟悉的军队,进入地方经济建设领域,对一名长期带兵的将领而言,谈不上轻松,但周赤萍很快承担起工业方面的工作。
云南地处高原,气候和生活条件对身体有一定影响。几年下来,他的心脏病加重,医生认为不宜继续在高原长期工作。组织上便将他调回北京,任冶金部副部长,使他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治疗。
谁也没有想到,这段部委经历,后来反而成了他重新回到军队的重要铺垫。
特殊时期,冶金部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周赤萍仍坚持到单位处理事务。那几年,他没有军队职务,却没有完全离开工作岗位。对韩先楚而言,这种经历说明周赤萍不仅有战场和政治工作的底子,也有应对复杂局面的耐性。
韩先楚随后向上级报告,提出调周赤萍到福州军区任政委。林彪当时同意了这一安排。军队中,军事主官与政治主官能否配合,关系到一个大军区的运行。让司令员提出合适人选,再由上级审核,是当时干部配备中的一种实际做法。
周赤萍就这样重新回到军队,并担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离开军队多年后,仍能以大军区正职身份复出,确实十分少见。韩先楚那句“其他事情我来办”,既是老战友之间的信任,也体现出一名军事主官在关键岗位用人上的判断力。
然而,周赤萍的军旅生涯并未因此平稳延续。1971年以后,他因过去发表的有关文章受到牵连,工作受到中断。那篇文章写于1960年,后来被重新印发,并成为相关审查中的问题之一。
一位经历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老将,就此逐渐淡出公众视野。韩先楚当年的举荐,解决了福州军区一时的用人难题;周赤萍短暂重返军队,也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干部命运起伏的一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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