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紫禁城内,雍正皇帝正在召见一名外放官员。此人名声并不算好,办事却很有章法。雍正没有急着问他是否清廉,而是接连追问钱粮、刑名和河工,问题一个比一个具体。几句话下来,官员能不能办事,已经藏不住了。

这件小事,折射出雍正用人的核心尺度:名声可以参考,政绩必须核验。对一省长官而言,若只会守着“清白”二字,却让积案堆满案头、百姓无处申诉,这种清名在雍正看来,未必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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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谈选官,绕不开“德”与“才”。儒家传统重视操守,官员要清正、谨慎、知廉耻。司马光说过:“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意思很直白:宁可用一个能力平常但不作恶的人,也不能让奸邪之徒掌握权力。

这套看法有它的道理。无才的官员,可能只是办事迟缓;无德的官员,却可能借手中权力牟利害民。问题在于,地方政务从来不是一张白纸,水旱灾害、钱粮征收、盗案审理,样样都需要判断和执行。单凭清白,解决不了这些难题。

康熙年间,江苏巡抚张伯行以清廉著称,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他与两江总督噶礼互相参奏,朝野议论纷纷。噶礼确有贪暴一面,后来被康熙革职,但张伯行也并非毫无问题。

据清代相关记载,康熙对张伯行的评价相当复杂。他认可其操守,却认为此人处理政务不够老练,遇到案件容易迟疑,地方事务也未能迅速理顺。一个巡抚若不能有效处理积案,清名再高,也难称得上合格的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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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康熙并没有因此公开否定张伯行。康熙用人较为宽缓,常常允许官员在实践中调整。雍正则不同,他登基后面对的是更紧张的财政和行政局面,容不得官场继续用空泛名声遮掩办事能力。

雍正考察官员,重视亲自接见。官员赴任前,往往要入宫陛见,说明地方情形,回答政务询问。雍正不完全相信地方舆论,因为一个敢于整顿积弊的人,往往会触动豪强、胥吏和旧有利益,受到诋毁并不奇怪。

反过来说,所谓“清官”也可能是经营出来的名声。有人不收财物,却不肯承担责任;有人不犯明显过错,却把所有难题推给前任。雍正最忌讳的,正是这种看似稳妥、实则因循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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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李卫、田文镜等人受到重用,并不意味着雍正不讲操守。李卫出身并不显赫,文化修养也不是传统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却敢于整顿盐务、缉捕盗匪,办事果断。田文镜执行政务严厉,甚至有“酷吏”之称,但在整顿钱粮、推行摊丁入亩等事务上,确实能够承担压力。

雍正看重的,是官员能否把命令落实到地方。说得朴素些,朝廷不能只需要会写漂亮奏折的人,还需要有人真正去查亏空、理清钱粮、疏浚河道。才干在这里不是口才,而是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

但这种标准也埋着隐患。能吏若缺少约束,办事越强,造成的损害也可能越大。乾隆初年,朝廷中便有人批评雍正时期过度重用强干官员,担心他们以整顿为名,施行苛刻政令,甚至借权力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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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没有完全推翻父亲的用人思路,只是在重视才干之外,重新强调操守与法度。遗憾的是,实际政治并不总能按照原则运行。和珅精通财政、善于应对政务,也极会揣摩乾隆心意,因而长期受到宠信;与此同时,他贪赃纳贿,最终成为清代权臣腐败的典型。

这说明,才与德并不是简单的二选一。雍正的选择,针对的是因循误事的官员;乾隆后来的困局,则提醒人们,才干若脱离约束,便可能转化为权术。清名不能替代能力,能力也不能凌驾于法度之上。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即位。清朝用人制度没有随着皇帝更替立即改变,能办事的官员仍受重视,只是围绕操守、权力和约束的争论,再也没有真正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