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23日,陕西商县南门外的丹江河滩上,人群从四面聚来。被押到刑场的,是横行陕南多年的周寿娃。许多百姓没有说话,只远远盯着他,像是在等一个迟到了太久的结果。
周寿娃出生于1911年,家在商县周岭村。年轻时,他挑着糖担子走村串户,日子清苦,却并非没有活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不是贫穷本身,而是他把手中的一点权力,当成了欺压别人的本钱。
三十年代初,地方设立联保组织,周寿娃托关系当上镇丁。那时的镇丁虽不是大官,却能摸到枪,也能借着公事进出乡里。有人回忆,他刚拿到枪时,常把枪托往桌上一放,话也比从前硬了许多。
他跟随地方势力王益三做事,表面服从,心里却另打算盘。1935年,周寿娃试图除掉王益三,事情败露后,只得带着几个亲信逃入山中。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这是走投无路;对周寿娃而言,却成了彻底抛弃约束的开始。
1937年春,他趁地方武装防备松懈,带人夜袭古世珍的营地,夺走一百多支枪。此事之后,周寿娃在陕南声势陡涨,手下不断增加。到1940年前后,他已经拥有两千余人,并以保安团名义活动,实际上却把抢掠、绑架和杀人变成了日常。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总是直接撕掉官方外衣。族兄周维华在地方保甲系统任职,能够替他疏通关系、遮掩罪行。周寿娃因此明白,只要名义上披着一层公家身份,许多事情便有人替他周旋。
他对百姓的控制,靠的不是治理,而是恐惧。地方流传,周寿娃曾听信江湖郎中的荒唐说法,认为人的心肝能够医治眼疾。1940年,他拘押郭树旺、杨山虎两名农民,命人杀害并取出内脏。此事真假细节,需以案卷为准,但相关指控确实成为当地百姓控诉周寿娃暴行的重要内容。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把女性当作可以任意占有和转手的物件。自1936年前后,他多次强行掳走民间女子,有人刚成婚便失去丈夫,有人被迫离开父母。被抢来的女人,不仅要承受凌辱,还可能被他转卖,再派人向女方家属索取钱财。
这套做法比单纯抢人更加阴狠。家属若想赎回亲人,就得变卖田地和房屋;拿不出钱,人便继续被扣押。乡民之间私下说起这些事,往往只敢压低声音,因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就可能招来灭门之祸。
张宪殿一家遭难,便是其中一例。1945年,周寿娃看中了张家的女儿,派人上门提亲。张宪殿知道对方的名声,不愿把女儿送入虎口,于是婉拒了这门婚事。周寿娃恼怒之下,带人包围张家,除那名女子外,家中多人被杀,女子则被强行带走。
1944年,商县部分乡镇被摊派沉重钱粮,百姓本已难以承受。七十岁的杜辉升当众说了一句:“这样逼下去,乡亲们都活不成了。”这句话传到周寿娃耳中。几年后,他带人将杜辉升绑在木桩上烧死,以此警告所有人闭嘴。
周寿娃的母亲住在村中,听到儿子的种种恶行后,曾托人劝他收手。她大概没有想到,那个小时候挑糖担子的孩子,竟会变成乡亲们口中的凶徒。有人到她面前哭诉,她无言以对;村里人经过周家,也常投来复杂目光。
据相关叙述,老人长期承受自责和羞惭,最终在家中上吊身亡。周寿娃得知母亲死讯后,并未立即回乡料理丧事,仍带着人马在外活动。母亲的死亡没有让他停手,反而使这个家庭最后一点亲情也被他的暴行撕碎。
1949年,陕南局势发生变化,地方武装接连受到打击。6月30日以后,周寿娃自知难以继续立足,带着四姨太和少数亲信逃往郑州。这个跟随他十多年的女人,原本也是被强行掳来的,长期遭受殴打和拘禁,心里早已埋下了逃走的念头。
1950年6月18日,周寿娃外出时,四姨太离开藏身处,向公安机关报告了他的住处。办案人员随后将其抓获。面对审讯,周寿娃曾以“受人逼迫”推脱,但受害者家属的证言、地方调查材料以及同伙供述,使他的辩解难以成立。
案件查办期间,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达到数百人,涉及杀人、抢劫、绑架和强奸等多项罪行。那些被迫站出来作证的人,许多已经失去亲人,也有人多年不敢提起旧事。案卷中的每一份口供,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1950年12月23日,周寿娃在商县南门外丹江河滩被依法处决。围观者中有老人,也有曾经遭受其迫害的家属。枪声响起后,人群没有立即散去,许多人仍站在原地,仿佛只有亲眼确认这个恶霸伏法,才敢相信那段噩梦真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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