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美国纽约,一场访问活动结束后,刘禄曾随团走进一家餐厅。她刚坐下不久,老板便隔着人群反复打量她。这个中年男子似乎想起了什么,却不敢贸然确认。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走到刘禄曾面前,试探着问:“您是不是姓刘,去过朝鲜?”

刘禄曾抬头看了他几眼,神情也慢慢发生变化。那张脸虽然比记忆中苍老许多,眉眼间的轮廓却没有完全改变。她很快认出了对方,脱口说道:“伯特纳?”

对方愣了一下,随即紧紧握住她的手。近30年过去,两人竟在异国餐厅重逢。一个曾是志愿军的翻译和审讯人员,一个曾是朝鲜战场上的美军俘虏,身份的变化,恰好映照出那场战争留下的复杂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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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禄曾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的家族与晚清淮军将领刘秉章有关,父亲从事银行工作。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她较早接触到外语、音乐和西方文化。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走进了志愿军队伍。

1951年前后,年仅22岁的刘禄曾报名参军。凭借扎实的英语基础,她被安排从事翻译工作。缴获的美式武器、车辆和物资上,往往带有大量英文说明;与外籍人员接触时,部队也需要可靠的翻译。她处理的事情,远不只是逐句转换语言。

战争越深入,翻译的工作越接近战场核心。刘禄曾参与接待、谈判以及俘虏审查,还要向被俘人员说明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对她而言,语言只是工具,真正困难的是怎样让对方听进去。

有些俘虏最初并不配合。面对年轻的中国女翻译,他们故意嬉笑、沉默,甚至用轻佻举动扰乱审讯。身边的战士看不下去,曾想上前制止,却被刘禄曾拦住。她清楚,战场上有纪律,俘虏不能遭受侮辱和殴打,越是困难,越要把规矩守住。

她很快调整了办法。审讯之前,先了解对方的年龄、籍贯、家庭和服役经历,再决定谈什么。黑人士兵常常受到种族偏见困扰,她便从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谈起;受过教育的人,则更愿意讨论联合国成立后的国际秩序和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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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也成了她手里的另一件工具。她会唱美国人熟悉的歌曲,用这些旋律减轻俘虏的戒备。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听到熟悉的歌后,态度会出现变化。思乡、恐惧和对前途的担忧,往往比强硬的盘问更容易打开缺口。

詹姆斯·伯特纳却是个例外。他入伍前曾因盗窃服刑,据相关回忆材料,他是在服刑期间被征召,并被告知参战可以折抵刑期。进入朝鲜后,他很快在战斗中被俘。由于此前接受的宣传影响,他认定中国军队才是所谓的侵略者,对志愿军抱有强烈敌意。

刘禄曾没有急着和他争辩。伯特纳生病时,她安排人员为他送水、服药,要求卫生员认真治疗。对一个俘虏如此照料,在伯特纳看来几乎难以理解。他过去在军队中长期处于被支配的位置,如今成了俘虏,却没有遭到想象中的虐待。

病情好转后,刘禄曾才重新和他谈起战争。她对他说:“你以前偷盗,触犯的是一桩罪;来到朝鲜参加战斗,伤害无辜,性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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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纳立即反驳:“我们是来阻止侵略的。”

刘禄曾没有提高声音,而是把战争的起因、各方立场和实际战况一一讲给他听,又请几名已经改变看法的俘虏参与说明。日子一长,伯特纳开始发现,宣传中的中国军队,与自己亲眼见到的志愿军并不一致。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爆发。美韩军队集中火力争夺两个高地,战斗持续到11月25日。坑道内缺水、缺粮,伤员不断增加,志愿军官兵依靠狭窄阵地反复坚守。这个时候,刘禄曾提出到前沿进行英语广播。

她的任务并非简单喊话,而是利用对方熟悉的语言,传递战场信息,劝告官兵放下武器,也借圣诞节等时机展开心理攻势。前沿危险重重,她的申请曾多次被拒绝。获准后,她成为坑道和前沿阵地附近少见的女性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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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她开始广播,美军一侧有时会暂缓射击。这里面既有战场判断,也可能与对方想听清喊话有关。战友们后来称她为“战地夜莺”,这个称呼并不意味着轻松,恰恰说明她是在炮火和危险中完成任务。

战争结束后,刘禄曾转业到南京工作,后来进入南京海外旅游公司,负责欧美业务。她没有把战场经历挂在嘴边,生活轨迹也逐渐回到普通岗位。伯特纳则留在美国,后来经营起一家餐厅。

1979年的那次重逢,伯特纳已经认出了她。餐厅里人来人往,他却一眼想起了朝鲜战场上的那位翻译。两人谈起往事,没有再争论当年的立场。对伯特纳而言,真正改变他的,并不是某一句口号,而是生病时得到的那杯水、那份药,以及在俘虏身份下仍被当作人的待遇。

许多年后,具体的战场细节会因回忆者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刘禄曾与伯特纳的相遇,仍被视为抗美援朝历史中一段特殊的插曲:枪声停止之后,曾经对立的人,终于能够坐在同一张餐桌旁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