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具结书上写着两个罪名——受贿罪、洗钱罪,量刑建议3年到4年。我坐在山西长治这家看守所对面的律所办公室里,把纸推到当事人面前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停在“洗钱罪”三个字上没动。
“这个不能认。”我说,“你认了这个,缓刑一点戏都没有。”
当事人是本地某单位的领导,50多岁,留置结束后取保候审。家里人找到我这里,诉求从头到尾就一句话:要缓刑。他的受贿金额不算大,如果只是这一个罪,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缓刑是有希望谈的。
但负责调查的监察机关那边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又追加了一个洗钱罪。罪名一旦成立,两罪并罚,起刑就是实打实。3年起步,监所里面的床位就定死了。
可他本人已经签了认罪认罚,本地的辩护律师也跟着签了。
我在北京做了十几年职务犯罪辩护,见过太多这样的案子。当事人在留置期间被磨得没了脾气,办案方给什么就认什么,律师到场的时候具结书已经签完了,再翻就变成了“不配合调查”。但这一次我没打算顺着走下去。
我跟家属说:“认罪认罚这条路已经走死了,现在只有一条路——把洗钱罪打掉。”
家属沉默了很久。他们是外地人,孩子在太原上班,老人身体不好。为了这个案子,家里人已经跑了两个月北京——长治——太原三地之间。
签了认罪认罚意味着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服刑,时间短一点就行。我告诉他们,恰恰是这个认罪认罚,把缓刑的可能彻底锁死了。
洗钱罪的指控逻辑是:官员收受贿赂后,通过家人和商人的账户把钱倒了几手,形式上完成了“漂白”。但实际上,那笔钱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本地,没有购置资产,没有出境,没有进入任何经营性项目。
它就是一笔幌子钱——商人拿来顶账用的,走了个流水,最后又回到了商人自己的账户里。
我把资金流向的图表打印出来,一张一张铺在桌上。
“这叫洗钱?”我问。
开庭那天,我走进长治市某区法院的审判庭。旁听席上坐着当事人的妻子和女儿,两个人攥着手,全程没说过一句话。审判长宣布开庭,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一切按程序走。轮到辩护环节,我站起来,逐条对洗钱罪的构成要件提出质疑。
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审判席左手边旁听席上坐着一个人。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他穿便装,坐得很直,从我开口说话开始,眉头就没松开过。
我讲完第一轮辩护意见,他的身体往前倾了一下,旁边的人碰了碰他,他又坐回去了。
休庭的时候,我在走廊里听见他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北京来的律师,太嚣张了。”
我没接这个话。但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整个案子的后半程。
庭审结束后的那段时间,是整个案子里最煎熬的阶段。当事人的家属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问进展,问有没有可能跟法官沟通一下。
他们从来没问过“能不能赢”这种话——在小地方,家里人能请到北京律师,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在当地人看来,这就是一种“不服管”的姿态,是跟办案方对着干。
而监察机关那边,态度也确实变了。
原本在程序上可以协调的事情,变得寸步难行。涉及到自首认定的问题,办案人员从“再研究研究”变成了“这个定性没有任何问题”。
我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当事人在留置期间,主动交代过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这在法律上完全可以构成自首的重要情节。而且,他主动交代的时间节点,比监察机关正式立案的时间还要早。
但监察机关出具的到案情况说明里,自首两个字一个字都没提。
我跟法官沟通的时候,法官态度也很客气。他说:“律师,这个案子我们认真看了。洗钱罪的问题确实有争议空间,自首这一块,监察机关那边的意见我们还是要尊重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觉得,你一个北京律师,跑到这里来搞不同意见,家属还敢大张旗鼓地委托外地律师——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原本“可给可不给”的自首认定,在这种姿态下,变成了“坚决不给”。你越是强调程序正义,他们越是觉得你在挑战既有规则。这就是职务犯罪辩护最尴尬的地方:你坚持法律,就会被当作不配合相关工作;你顺着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就打了折扣。
一个月后,判决书下来了。
洗钱罪不成立。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检察机关指控的洗钱罪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受贿罪的定性维持,但自首情节的诉辩意见没有被采纳——认定不了自首,缓刑的支持就无从谈起。多交的那部分款项,其中一部分被抵扣了罚金,剩余部分退还给了家属。
宣判那天,当事人的妻子在法庭门口站了很久。她没有哭,也没说什么话,就站在那里看着法院的牌子。
我走到她旁边,她说:“律师,能打掉一个罪,家里人已经很满意了。就是……”她顿了顿,“他要是能回来住,就好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
这个案子表面上算是成功——职务犯罪案件,全案无罪的极少,能打掉一个罪名,在实务里已经是防守反击的有效结果。但当事人的核心诉求——缓刑、自首,都没有实现。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事人在留置期间就能有律师介入,在监察机关调查阶段就开始对自首情节做固定和辅导,是不是结果会不一样?
家属在我离开长治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要是当初不签认罪认罚,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
我说:“不一定。但不签认罪认罚,至少我们有空间争一争自首。”
案卷合上以后,我坐高铁回北京。路过石家庄那段路,我靠在车窗边上看了很久外面的农田。想起那个监察机关办案人员说的那句话——“太嚣张了”——其实他不是在说我。
他是在说这个案子里所有的外来因素,说这个案子本来可以顺着程序走完,被一个北京律师拦了一下,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道口子,帮他打掉了一个罪名,但没能帮他打开监所的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