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香港拍卖场内,一幅《五裸女》经过多轮竞价,最终以约3.039亿港元成交。台下的人盯着画面,台上的数字不断攀升,而画布背后的作者,早已离世半个多世纪。
这个名字叫常玉。
有意思的是,常玉生前并不是一位善于经营名声的画家。他不热衷举办展览,也不愿按照买家的要求反复修改,更不愿为了卖画改变自己的审美。画商找上门时,他甚至提出过几个近乎苛刻的条件:先付钱,作画时不要旁观,完成后拿走,不许指手画脚。
有人劝他:“画画总要顾及市场。”
常玉回答:“我只管画自己的画。”
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很符合他一生的处世方式。
1901年,常玉出生于四川南充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父亲常书舫擅长绘画,家中兄长也经营着颇有规模的产业。常玉从小接触笔墨,十岁左右便显出兴趣,后来得到家人支持,先后在上海、日本接触美术学习。
他没有经历过许多留学生那种靠打工维持生活的窘迫。兄长能够提供经济帮助,使他拥有较为宽松的创作条件。对一个年轻画家而言,这既是幸运,也容易养成不受约束的性格。
1920年前后,常玉前往法国巴黎。徐悲鸿、林风眠等人更看重学院训练和艺术革新,常玉却选择了气氛开放的“大茅屋画室”。那里没有森严的门槛,画家可以自由观察、临摹、交流,正适合他的性情。
在巴黎,常玉大量创作女性人体和人物速写。他常用粉红、乳白等明亮色调,线条简洁,形体却带有明显的东方意味。画面看似轻松,实际上既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的构成意识,也保留了中国书法用线的节奏。
吴冠中后来回忆常玉,提到他穿着醒目的衣服,性格随意,不太拘谨。那时的常玉生活方式也很特别:饮酒、读书、作画,作息颠倒,花钱没有太多计划。巴黎的艺术圈容得下这种怪脾气,却未必能长期供养这种生活。
常玉并非没有得到过机会。艺术商人亨利·皮埃尔·罗什曾关注过他的作品,常玉也参加过一些艺术沙龙,作品被法国艺术界看见。《法国艺术家名人录》中还出现过他的名字。但合作关系没有维持太久,双方在利益和信任上的分歧,最终让这条路中断。
他与画商的关系,始终谈不上顺畅。别人希望画家稳定供货、迎合需求,常玉却常常拒绝订制。朋友庞薰琹曾见过他把人物速写送给路人,也不愿接受不合条件的购买要求。说到底,他把画画看得太像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谋生手段。
转折出现在1930年代。常玉的大哥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欧洲经济环境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接踵而来,巴黎的艺术市场受到冲击。遗产并不能支撑他长期挥霍,朋友接济也只能解燃眉之急。
为了维持生活,常玉尝试制作陶器、石膏制品,还参与中国式家具的雕漆装饰。这些经历并没有让他真正摆脱困境,却在部分后期作品中留下了痕迹。画布上的装饰性线条,开始比早年更加沉着、硬朗。
1929年,常玉与在画室认识的玛尔特·哈蒙妮耶结婚,但婚姻很快出现问题,30年代初便告终。此后,他身边出现过一些女性,却没有一段关系能够长久。感情、金钱和创作彼此牵扯,使他的生活更加不稳定。
1948年前后,常玉一度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设计的“乒乓网球”上。他曾设想把网球改造成更容易推广的运动,还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宣传过这一想法。然而,缺少资金与可靠合作方,这项计划没有实现,他只得重新靠画画谋生。
1950年,常玉在纽约举办画展,反响并不理想,作品销售情况也很冷清。次年,他回到法国。此时的常玉,已经很难回到早年的生活状态,创作中的明亮色彩逐渐减少,黑色和深褐色开始占据画面。
晚年的他常画荒漠、动物、孤独的身影。形体被压缩,线条更加简练,画面也更显空旷。那些早期作品里的轻快和柔媚,慢慢被一种沉静甚至冷峻的气息取代。
1966年夏天,常玉完成了人生最后的作品之一,画面是一头行走在荒漠中的小象。同年8月,他在巴黎的寓所中去世,享年65岁。由于长期独居,去世后数日才被人发现,身后也没有留下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财物。
他活着时缺少稳定的收藏体系,作品流传并不充分,名字也一度被艺术史的主流叙述遮住。多年以后,市场重新发现了他作品中的东方线条、现代构成和个人气质,价格才逐渐被抬高。
2010年,《曲腿裸女》拍出高价;2011年,《青花盆中牡丹》受到关注;到了2019年,《五裸女》创下约3.039亿港元成交价。画价已经远远超过常玉生前能够想象的数字,而那个曾经拒绝迎合画商的画家,只留下了一批安静躺在画布上的人物、动物与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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