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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才《农家所见》,20世纪40年代,岭南画派纪念馆藏。

■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 陈朋

黎雄才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西北写生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对行旅途中见闻的记录。在漫长的旅途中,画画是黎雄才先生的精神寄托,也是其兴味抒发。

黎先生以写生作为主要的表达方式,无疑突破了中国画自古以来形成的“目识心记”的创作方法,进入了对景(人)直写的新境。这也可以说是黎先生对高剑父先生“新国画”思想的一种追随和践行。

黎先生在西北道中的写生,包括对与道中旅人有关的骡马、车具、货物等的写生,更多倾向于素材的收集,以人物作为观看中心的意图尤为明显。黎先生早年曾深入研习宋画,深谙宋画表现形式的精要,但在西北舟车劳顿、飞沙走石乃至世态炎凉尽显的行旅中,对生活鲜活而强烈的切身感受彻底盖过了书斋里的各种雅兴。大量“道中所见”写生作品展现了他对民生的深切关注,以至于他将视角重点集中在以人的活动为主的区域之内。

“道中所见”系列作品中的相关题材,在20世纪的人物画作品中可谓比比皆是。徐悲鸿先生作于 1937年的《巴人汲水图》,是他入蜀后有感于汲水蜀人的辛劳而作。蒋兆和先生在1941年至1943年,为创作《流民图》,绘制了很多水墨人物形象。黄胄先生特别喜爱新疆地区的行旅生活。杨之光先生在1990年至1992年旅美期间创作了大量水墨人物画。这些作品呈现了许多具有异国风情的形象,如骑警、记者、舞者、音乐家、学生等。相较于上述几位画家的作品,黎雄才先生的《兰州道上》似乎更关注人们在行旅中的精神状态、动作和表情。他们或紧张,或投入,或疲惫,或慵懒,或俏皮,或无聊,或发呆,或痴笑,或休憩……这种观看方式是有温度的,有人情味儿的。或许这就是黎先生理解的“观察生活”。它是一种基于人性自然流露下的体察和观照。我们在黎先生的树石写生中惊奇地发现,他笔下生动的树石形象,与“道中所见”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十分相似,同样具有强烈的生命形态。

黎先生这种“边走边画,想停便停,想画便画”的户外写生,与19世纪末法国印象派画家(如莫奈)的工作方式极其相似。他们以景观写生为主,人物写生为辅,注重对自然界,以及人在环境中自然状态的观照。应该说,这种工作方式带有很强的随机性。画家会根据具体状况,比如自然环境、人物活动、天气情况等,去选取令自己感动的素材,并以相应的绘画方式予以表现。不仅黎雄才、莫奈,大部分擅长写生的画家都会采用速写这种绘画形式。黎先生的写生方式与西洋画的写生方式究竟有无关联?它是否与黎先生早年的日本留学经历有关?毕竟日本也藏有相当数量的西方绘画名家的作品,尤其是19世纪以来名家的作品。一直以来,囿于黎先生留学日本期间文献记载的缺失,他在1932年至1934年的留日生涯近乎谜一样的存在。

黎先生在留日期间所受的造型训练是否深受西洋绘画(素描)艺术的影响?笔者没有确凿证据,不敢妄下论断。但从留日的高剑父、方人定、黎雄才等诸位岭南画派画家早期的作品来看,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画对他们绘画观念的形成影响较大,尤其是写生作为一种相对完整的绘画方式进入他们的日课中。这无疑会对黎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西北写生产生较深的影响。

(经作者同意,本文节选陈朋《行者之诗——黎雄才人物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