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秀珍,今年四十三岁,甘肃陇南武都人。我在城关镇一条老巷子的巷口开了间十来平米的小铺子,前头摆两张折叠桌卖面,后头搭个货架卖烟酒杂货。丈夫王建国跑长途货车,一趟出去三四天不着家。女儿王婷在区一中读高三,明年六月就要高考。日子不算富裕,可我心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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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巷子窄,两边都是上世纪盖的老楼,墙皮掉得像鱼鳞,一下雨就往下淌黑水。我早上卖米皮、酸菜面,中午晚上煮面,一天忙下来也就挣个两三百块钱。我这人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手脚勤快、账算得清。街坊都说秀珍实心眼,我男人说我死脑筋,一根筋。

十一月三号那天,天阴着,风从巷子口直往里灌,冷得往脖子里钻。下午四点多客人走光了,我端着簸箕出来扫门前的落叶。老槐树底下停着辆收废品的三轮,靠墙根搁着个黑乎乎的东西,我起初当是谁家扔的垃圾袋,扫帚一推,沉得推不动。

蹲下去才看清,是个黑色的帆布包,拉链开了半边,里头露出报纸的角。我拎起来,手腕猛地往下一坠。我扒开报纸,里头是一捆一捆的钱,红票子,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一捆一万。我蹲在墙根数了三遍,整整十二捆。包底下还压着一沓工资表、几张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一张皱巴巴的送货单,上头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手机号。

我腿有点发软,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手心全是汗。十二万,我这小铺子不吃不喝得挣三年。我把包往怀里一抱,进屋,把卷帘门拉下一半。给建国打电话,他正在高速上,听我说完,那头静了两秒,说你先别动,别跟人说,我明天就回去。

隔壁张婶探头进来买盐,看见我脸色不对,问咋了。我没瞒她,她眼睛一下亮了,压低嗓门说:秀珍,这钱你可别傻,谁看见你捡了?这巷子里连个摄像头都没有。我说那不行,人家丢了这么多钱,不定急成啥样。张婶啧了一声,说我就是死脑筋,摇着头走了。

我照着送货单上那串号码拨过去,响了好多声才接。那头很吵,有喇叭声,有人扯着嗓子喊。我说你是不是丢了个黑包,那头突然没声了,过了好一会儿,一个男人哑着嗓子说:大姐,你在哪儿,我马上来,你要多少钱都行。我说你别急,东西在我这儿,一分没动。

四十来分钟,一辆旧皮卡停在了巷口,下来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棉夹克敞着,额头上全是汗,脸白得像纸。他跑到我面前,我把包递过去,他蹲在地上数,一捆一捆地翻,手一直在抖。数完十二捆,他站起来,说了句谢谢,转身就上车走了。前后不到五分钟,连口水都没喝。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刚给他倒好水的搪瓷缸子,缸子上的热气都散没了。张婶在对面嗑瓜子,冲我撇嘴:我说啥来着。晚上建国打电话来问,我说还了。他沉默半天,只说了一句:还了就还了,睡觉。

那几天我心里其实有点发凉。不是图他啥,就是觉得,十二万块钱一分不少地还回去,人家连句完整话都没有,好像我这儿是个路边寄存处。第二天、第三天,巷子里的人见我就笑,说秀珍你上电视了没。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说失主多半是嫌她数过钱,怕她抽走了一张。

更难受的是我自己开始瞎琢磨。万一他回去一数少了,回头赖上我怎么办?我把那天的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又一遍,捋得脑仁疼。第四天我甚至想去派出所备个案,又觉得丢人。女儿王婷放学回来听说了这事,把书包往桌上一放,说:妈,你做得对。我说你咋知道对。她说:因为你晚上睡得着。

十一月九号,第六天,中午十一点多,我正低头下面。忽然听见巷口一阵刹车声,抬头一看,一辆面包车、一辆皮卡,后头还跟着辆小货车,把窄巷子堵得严严实实。车门哗啦啦全开了,下来一群人,男的居多,穿着工装,一个个五大三粗。我心一下提到嗓子眼,面勺都差点掉锅里。

打头的是那个男人。他今天换了件干净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怀里抱着卷红布。他走到我面前把红布一展,是面锦旗,金字:拾金不昧,品德高尚。后头那十几个人齐刷刷站成一排。我手里捏着面勺,整个人都懵了。

他叫周德海,四十八岁,在两水那边包工程。他红着眼圈说话:大姐,那天我不是人。他说那天上午他媳妇在区医院早产,大出血,他刚从银行取了十二万,准备给队里十六个工人发生活费,钱丢了,他在医院走廊上腿都是软的。接到我电话,他扔下钱就往医院跑,进门还被护士骂了一顿。他说他不是不想谢我,是脑子空了。

那十二万,是十六个工人的饭钱和回家的车票钱。年关近了,工程款还没结。他说他回去跟工人们一说,工人们都不信,说天下哪有这种人。所以今天他带了十四个人来,两个是他弟弟周德江和侄子,剩下十二个是队里的工人代表,非要来亲眼看看我这个人长啥样。

周德海从兜里掏出个红纸包往我手里塞,说五千块,一点心意。我推回去,他又塞,我又推。我说周师傅,我要图钱,那十二万我留着不是更省事?他愣在那儿,嘴唇动了动,突然把红纸包揣回去,转身冲那帮人喊了一嗓子:都愣着干啥!

那十四个人就跟变戏法似的,从车上往下卸东西:一袋米、一桶油、两箱苹果、一箱花椒、半扇猪肉,还有几捆石棉瓦和一桶防水涂料。我还没反应过来,两个年轻工人已经扛着梯子上了我铺子后头那个漏了三年的屋顶。周德海说:大姐,我打听了,你这屋顶一下雨就漏,后墙的电线也老化了。今天修不好,我们不走。

那天中午,我那两张折叠桌根本不够坐。十四个人轮着吃面,蹲在巷子里端着碗,吃得稀里哗啦。我给他们一人卧了个荷包蛋。周德海非要给钱,我说面钱你给,蛋钱不给。他就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吃完他从车上拿了个保温杯下来,说:大姐,你给我倒杯白开水吧。我倒了一搪瓷缸子,他站着,一口一口喝完了。

屋顶修到下午四点多,两块石棉瓦全换了,裂缝糊了防水,后墙的电线也换成了新的。临走前,周德海把那面锦旗钉在我铺子的墙上,钉得端端正正。他说:大姐,这面旗不是给你看的,是给我自己看的。我一进门就能看见,就记着那天我有多不像话。

后来的日子就平淡了。巷子里的人不再说我傻,张婶见了我,改口说秀珍这人命里有福。周德海隔三差五让工地上的人捎点自家种的菜来,我也给他留一碗面。女儿王婷把这事写进了作文,得了高分,回来还说妈你成素材了。

如今我还开着我那间小铺子,一天煮几十碗面,挣两三百块钱。锦旗挂在墙上,被油烟熏得有点发黄。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说不后悔。钱是人家的,手是我自己的。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想让女儿将来提起她妈的时候,能挺直腰杆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