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凌晨,美国陆军航空兵第509混合大队的保罗·蒂贝茨,在太平洋提尼安岛机场登上了一架编号为44—86292的B—29轰炸机。这架飞机没有用军方代号命名,而是取了他母亲伊诺拉·盖伊的名字。
那天清晨,机组人员执行的目标并不是长崎,而是日本广岛。原文中把两次行动混在一起,是一个常见错误。投向广岛的飞机由蒂贝茨驾驶,投弹的是代号“小男孩”的铀弹;3天后的长崎行动,则由查尔斯·斯威尼少校驾驶另一架B—29完成。
蒂贝茨当时30岁。早在欧洲战场上,他就驾驶过B—17轰炸机参加作战,后来又参与B—29的试飞和训练。509混合大队组建后,他被任命为大队长,负责带领部队完成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
真正让人不安的,并不是飞行本身,而是没人知道炸弹落下后会发生什么。机组接受了严格训练:投弹后必须迅速转向,拉开与爆心的距离。蒂贝茨后来回忆,所有动作都要干净利落,任何迟疑都可能让飞机和机组人员一起消失。
1945年8月6日8时15分左右,“小男孩”在广岛上空爆炸。爆心附近的建筑顷刻坍塌,许多人当场死亡。冲击波、烈焰和辐射共同造成灾难,幸存者还要面对烧伤、出血、感染以及持续数年的疾病。
关于死亡人数,不能简单写成“45秒杀死20万人”。美国原子弹轰炸调查机构估计,广岛到1945年底约有14万人死亡;若把之后多年因辐射相关疾病去世者计算在内,总数才接近或超过20万。数字口径不同,结论也会出现差异,但灾难规模毋庸置疑。
更复杂的是,广岛并非一座普通城市。当地有军司令部、后勤设施和兵工生产,城内也有大量平民。原子弹并没有区分军人和百姓,这正是核武器最令人恐惧的地方。把所有死者只归为某一种身份,都会遮蔽真实处境。
日本在广岛遭到轰炸后并未立即宣布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又向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完成法律意义上的结束。
蒂贝茨此后始终认为,自己执行的是军事命令,也是为了迫使日本尽快结束战争。他说过类似意思的话:“我的任务是投弹,不是作道德判断。”这类表态确实存在,但流传最广的那句“你们向中国道歉了吗”,缺少可靠的原始采访记录。
还有一个说法也经不起核对:2005年日本政府把蒂贝茨告上国际军事法庭,要求他下跪道歉。这样的事件没有可信的公开档案支持。日本社会中有人批评他,也有人要求其反省,但不能把个别声音包装成政府诉讼,更不能把未经证实的对话写成历史事实。
蒂贝茨没有公开向广岛死难者道歉,这一点基本属实。他晚年仍坚持,投弹决定应由作战指挥层承担,自己不认为那次飞行需要个人忏悔。2007年11月1日,他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去世,享年92岁。
可是,拒绝道歉并不等于战争责任就此消失。原子弹造成的平民伤亡,必须被记录;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同样不能被删去。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遇难者包括大量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把广岛的苦难拿来遮挡南京的苦难,本身就是对历史的重新切割。
这段往事最容易被写成一句痛快话:一个飞行员杀死了20万人,然后拒绝道歉。可真实历史远比这句话沉重。投弹者只是链条中的一环,决定战争走向的,是国家机器、军事指挥和当时的战略判断。广岛留下的,不只是一个飞行员的名字,也是一场关于战争、平民和责任的长期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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