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上旬,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公开证实埃及军队已经在沙特境内驻扎数月,任务为协助沙特开展本土防御。同期沙特国王萨勒曼下达命令,调整多国联军指挥官,也门政府军从前线回撤防守亚丁,胡塞武装向前推进至距离亚丁70公里位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也门局势相关问询作出回应,明确当前阶段的优先方向。沙特援兵已到,多国联军打胡塞,埃及也驻军,中方有句话不得不提,区域内各方动作集中落地,红海周边的安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这一系列连续的军事调动和外交表态,共同指向一个稳定方向,区域内阿拉伯国家正在自主调整安全安排,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空间持续收缩,军事手段无法单独终止也门境内的对抗,对话协商才是化解红海沿线持续动荡唯一可行的路径,所有新增兵力部署,都只能为谈判创造条件,不能替代谈判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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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公开驻军沙特的事实,不是临时做出的决定,相关部署已经持续数月,这次对外确认,只是把原本低调运行的安全合作摆到公开视野当中。埃及外长在采访里明确划定行动边界,部队只在沙特国土范围执行防御任务,不会进入也门境内参与地面作战。这个边界设定,直接决定埃及这支部队的定位,它不会加入多国联军针对胡塞的进攻行动,它的作用是分担沙特本土重点设施的守备压力,释放沙特自身的兵力资源。

在这里我们先理清一下埃及自身需要面对的现实约束,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收益直接绑定埃及财政,红海航道持续受袭,过往商船绕行,运河收入下滑,埃及外汇储备和国内财政运转都会受到直接冲击。稳定红海航道,符合埃及自身的基础利益,而沙特是海湾地区具备资源调配能力的国家,两国形成这种防御层面的兵力配合,是基于双方现实利益的双向对接。

埃及的驻军行动,是在风险可控的框架内维护自身航道利益,同时维持和沙特的安全协作,它不会主动升级和胡塞之间的对抗层级。

埃及国内的法律框架也给这次行动划定上限,埃及议会已经授权总统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沙特防御安全,这份授权只覆盖防御类任务,一旦出现埃及士兵在沙特境内遇袭伤亡,国内舆论和议会层面的讨论压力会快速上升。埃及和胡塞之间还保留沟通渠道,埃及不希望直接把自己变成胡塞的打击目标,所以对外反复强调任务属性,就是提前划定红线,避免事态脱离预设范围。沙特接收埃及部队,同样有着清晰的需求,沙特本土油田、港口、机场长期处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范围内,本土防空和守备力量持续消耗,抽调一部分兵力专注也门方向作战,本土的缺口就需要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力量补齐。埃及的兵力进入,刚好补上这个缺口,沙特不用再分散大量本土兵力兼顾后方,能够把更多资源投向也门战场。这种安排,是阿拉伯国家之间自主搭建的安全互助模式,没有域外大国主导指挥,参与各方各自掌握行动权限,只承担自己认可的任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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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安全互助的方向继续往下看,沙特调整多国联军指挥官,和埃及驻军两件事放在同一周期发生,不是孤立的人事变动。沙特国王萨勒曼任命本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鲁韦利在原有职务之外兼任多国联军指挥官,原指挥官法赫德转任国防大臣军事顾问。联军指挥体系的调整,目标是理顺联军、沙特军方、也门政府军三方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指令衔接,减少多层级协调带来的延误。但指挥链条优化,解决不了也门政府军长期存在的短板,这支武装的人员组成复杂,内部派系诉求不一样,作战资金、物资供给依靠外部持续支持,部队作战意愿和战场韧性存在明显短板。本轮也门政府军发起的反攻行动,在多国联军空中支援配合下推进一段时间之后,最终选择回撤,防线收缩到亚丁周边,胡塞武装顺势向前推进,距离亚丁只剩 70 公里。指挥体系调整可以优化调度效率,却无法改变也门地方武装派系分化、作战目标不一致的现状,单纯依靠兵力调动和空中支援,很难在地面战场拿到决定性成果。

也门政府军的回撤,能说明战场层面的现实,胡塞武装的机动能力、情报获取能力,以及对本土地形的熟悉程度,形成了持续作战的基础。胡塞武装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同步释放扣押人员,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完成人员交接,累计释放人员数量达到2600人。这个动作是配套军事行动的外交操作,在保持战场压力的同时,保留对外释放缓和信号的通道,给自己预留谈判筹码。胡塞清楚,持续的军事对抗会带来持续封锁,燃料、粮食、薪资发放都会持续承压,完全依靠军事推进,很难拿到长期稳定的生存条件。它需要维持战场压力,逼迫谈判对手接受自身诉求,诉求集中在解除封锁、保障物资流通、承认自身在也门北部的地位。

沙特这边一边接收埃及的守备兵力,一边调整联军指挥,继续支持也门政府军作战,这套操作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新增兵力只负责沙特本土防御,不会投入也门地面进攻,联军的进攻力量没有得到实质性补强,战场层面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沙特很清楚,长期陷在也门地面作战当中,资源消耗没有上限,它也不愿意无限制投入兵力,所以它更愿意依托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互助机制分担本土防御压力,同时依靠空中打击配合也门本地武装维持战线。沙特愿意接受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防御支援,说明它已经放弃依靠单纯军事手段快速结束冲突的预期,新增的安全安排,是用来扛住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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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持续加码军事部署的阶段,中方针对也门局势的表态,对应的就是区域内缺少降温通道这个现实。中方特使翟隽先后访问伊朗、阿曼、沙特,和也门问题相关各方开展沟通,外交部回应相关问询,明确当前阶段优先目标是重建互信,平息事态。这个表态不偏向任何一方,它直接点出当前局面的核心短板,战场持续交火状态下,各方互信持续流失,任何谈判框架都很难落地。红海航道的稳定,和国内航运、能源运输、海外项目运转直接相关,这条航道的动荡,会传导到全球供应链,很多国家都会承受连带损失。中方的沟通工作,依托和区域内多方的联系渠道,推动各方回到谈判桌前,是搭建可以对话的基础条件。想要启动有效谈判,首先要稳住航道安全,先确立民用船只、港口设施不被攻击的共识,在这个共识之上,再逐步讨论封锁、物资流通、人员待遇这类实质性议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红海、也门的安全议题容易被域外力量主导,现在阿拉伯国家开始自主协商安全分工,自己协调兵力、划定任务边界,自行决定投入的规模和上限。这个变化,会改变区域安全议题的走向,区域国家不会完全依附外部方案,所有安全安排,都优先考虑本国财政、国土安全、航道收益这些实际诉求。同时有一个现实无法回避,区域内各方诉求差距很大,沙特和胡塞的诉求存在直接对立,埃及优先保障航道,也门不同派系武装各有诉求,多方诉求叠加之后,很难依靠一次短期谈判达成全面协议。新增的驻军、指挥调整、前线攻防,只会改变短期战线,不会抹平各方诉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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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各方现在的选择,都是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增加安全投入,埃及限定防御任务,沙特只补充本土守备力量,不扩大地面出兵规模,胡塞一边推进一边释放缓和信号,所有主体都在给自己留退路。这种状态下,军事动作的作用被限定在施压和自保,它不能替代谈判。只要没有稳定的谈判机制,战线推进、兵力轮换、人员释放这类动作,只会循环往复,红海航道的风险会长期存在,沿线国家的经济损失也会持续累积。

区域国家自主主导安全事务的趋势已经显现,想要结束持续对抗,还是要把谈判通道稳住,用分阶段的协商,逐步缩小各方诉求差距,红海航道的稳定,才有可能持续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