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从征服者身上学到哪些管理技巧?抛开压迫不谈,其中不乏关于授权、激励、招募和团队建设的经验。亚历山大大帝在战前拒绝饮水,以此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凯撒与部下一同徒步行军,甚至涉水渡河,以此展现自己的过人勇气。据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当军队出现动摇时,他会冲到溃逃的士兵面前,“甚至揪住他们的喉咙,迫使他们转身面对敌人”。戴克里先则将罗马帝国一分为四,在牢牢掌控中央权力的前提下实行分权共治。
2014年,著作等身的英国历史学家、上议院议员安德鲁·罗伯茨出版了一部介绍拿破仑及其战场魄力的优秀传记。在新书中,他探讨了拿破仑的元帅制度。1804年,在宣布自己成为法国皇帝的次日,拿破仑便任命了18位“帝国元帅”,后续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6人。他们是“环绕在拿破仑王座旁的利剑”,是军队中最受尊崇的人物,也是法国社会的顶端阶层。这些人里有的出身贵族,有的是工匠之子。拿破仑赐予他们财富、土地,甚至安排他们与皇室成员联姻,还为每个人配备了藏青色天鹅绒高领制服,其上饰有金色刺绣,搭配红色丝绸饰带,另有一根刻有金色帝国雄鹰图案的权杖。拿破仑将其中六人封为亲王,还为两人加冕为王。
这支由精英组成的元帅领导团队,建立的初衷是执行拿破仑的指令,依靠他提出的新型作战理论为法国赢得荣耀——这套理论减少了大规模的阵地围攻,转而依托一支以战养战的军队,开展更多灵活机动的战术行动。但除此之外,拿破仑也搭建起了一套高效的现代管理体系,核心在于招募顶尖人才、给予丰厚回报、不容忍软弱行为,同时要求绝对忠诚。
这一整套体系的落地,高度依赖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拿破仑的参谋长、首位元帅,他是一位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控力的优秀管理者。贝尔蒂埃身材矮壮,据说能睁着一只眼睡觉。他原本是顶尖的地形工程师,曾自愿跨越大西洋前往美洲支援美国独立战争,还绘制了罗得岛海岸的详细地图。
贝尔蒂埃将陆军参谋部划分为四个部门,职责覆盖从情报收集到物资补给的全流程。各师指挥官必须每日两次上报每一名士兵的位置信息;这些记录如同早期的电子表格,每半个月就会以18卷册的形式从战争部呈送至拿破仑手中。罗伯茨勋爵写道,在贝尔蒂埃起草的书面命令里,“所有地名、河流名、敌方将领姓名和团级部队番号都被做了下划线标注”。从火药储备、鞋履配给到部队士气状态,各类新信息都在持续流转更新。贝尔蒂埃和拿破仑乘坐的马车里专门设置了橱柜与抽屉,用来存放书籍、地图和卡片索引,上面记录着“大军团”每一支单位的具体位置。
为了激励元帅们,拿破仑会在战报中发布绩效评价,对英勇的行为毫不吝啬赞美,也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做出成绩的人都会得到奖赏。作为一位细心的管理者,拿破仑还喜欢给元帅们提供个性化建议,指导他们如何激发部队的斗志。在面对奥地利军队时,他曾写信给安德烈·马塞纳:“务必全力调动士兵的战斗热情,最大限度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但最终,这套管理体系还是走向了失败。随着帝国版图不断扩张,拿破仑坚持大权独揽,压缩了元帅们的自主决策空间,也削弱了他们的执行效率。更严重的是,他亲手破坏了自己一手建立的体系:激励机制变得反复无常,部分战报里他会忽略本该得到嘉奖的人,甚至让元帅们充当自己的替罪羊。
他没有在团队中催生建设性的良性张力,反而制造出了极具破坏性的内部对立。罗伯茨勋爵指出,这种做法的危险之处在于“元帅们不再将战争视作一项团队事业,反而将其变成了一场争夺个人荣誉与名望的竞赛”。拿破仑甚至还曾得意地表示,自己刻意挑起“持续的猜忌”:“我特意让我的大臣和将军们彼此不和,这样他们每个人都会向我揭发其他人的过错。”
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俄奥联军之后,麾下的元帅们就已经开始爆发冲突,后续情况更是持续恶化。罗伯茨写道,尽管拿破仑能力出众,但“他生性极度刻薄”。等到1815年他踏上人生最后一场战场时,身边仅剩下两位元帅陪同。这位历史学家总结道,拿破仑的“领导方式,最终让他在滑铁卢直面强敌时,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迫切需要的支持力量”。
对于从未亲身感受过加州湾区AI行业氛围的人来说,很难向你传递这里的氛围有多离谱。近期举办的“曲线”大会设置了多场主题分会,包括“我们该如何制定方案管控机器人?”以及“神经前沿:当AI能读懂你的想法时会发生什么?”。参会者们靠在沙发和凉亭里,手里拿着冷萃咖啡和康普茶,一边讨论即将因上市而暴富的AI公司员工该如何规划慈善捐赠,一边又有人私下谋划要牵制自己所在的雇主企业,以此延缓可能颠覆整个文明的技术变革。
《纽约时报》前记者凯文·鲁斯的创作初衷,并非撰写一部探讨AI对世界意义的宏大论著,而只是想在这段荒诞的经历被模糊的记忆、消失的聊天记录和过时的存储格式彻底抹去之前,把它如实记录下来。在《AGI纪事》一书中,他将目光聚焦在谷歌研究人员开发出Transformer架构之后的九年时间里——这种AI模型正是ChatGPT及所有同类产品的技术根基。很快,一个观点便深入人心:只要拥有足够多的数据和算力,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系统最终就能抵达行业的“圣杯”: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AGI),它将先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随后彻底超越人类。
自那以后,这套理念就成了AI研究的核心驱动力。西方AI行业的这段历史,本质上就是一小群才华横溢却又性格尖锐的人彼此交织的命运:他们不断募集越来越多的资金,每次被竞争对手反超就陷入集体恐慌,最终在激烈的争吵中分道扬镳,创办自己的新公司。
从大致脉络来看,这段故事的大部分内容人们并不陌生,但鲁斯用快节奏的笔触精准捕捉到了其中的疯狂感。他的叙述里充满了充满八卦色彩的轶事,清晰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群规模小到能塞满几间教室的人,他们的野心、理念分歧和人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项可能成为现代历史上影响力最深远的技术。正如鲁斯所说,AGI是一场“我采访的消息源里,一半人认为它会拯救世界,另一半人则认为它会终结世界”的追寻之旅。
以达里奥·阿莫代伊为例,他早年在OpenAI任职期间就提出了一套核心理念:更多的数据和算力必然会带来更强的智能。他最终离职创办Anthropic,部分原因是他认为OpenAI违背了最初安全开发AI的承诺,另一部分原因是在鲁斯的描述里,他觉得OpenAI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是“一个霸凌者、抢功者和不择手段的资本家”。反过来,布罗克曼则认为阿莫代伊是一个“偏执的控制狂,把安全当作赢得争论的借口”。
多年来,AGI一直被视作一场“全赢或全输”竞赛的终极奖品,所有人都认为最终的获胜者将掌控全世界的全部权力。但随着目标越来越近,关于AGI的定义却不断分化,最终这个词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意义。2025年的某个时间点,鲁斯注意到行业的话术发生了转变:人们不再认为存在明确的终点线,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到那时,部分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对自己创造出的技术力量感到恐惧,但“他们只能不断加速推进,因为早就忘了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
与此同时,鲁斯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AGI实际上已经悄无声息地降临了。现在只需要花几美元,你就能获得一段与某类智能交互的时间,它在越来越多的任务上表现得相当不错,在少数领域更是能力超群;它目前还没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但已经具备了相当广泛的通用性。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曲线”大会上,几乎没人再提起“AGI”这个词。大家讨论的都是“超强AI”和“先进超级智能”。名称在变,目标的基准线也在不断移动,但对算力的不懈追求从未停止,一小群人仍在持续推进这项技术,他们时而为眼前成型的创造物欣喜若狂,时而又对它感到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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