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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约9%的耕地养活全球20%以上的人口,集约化农业在保障食物的同时,也让河流承压。这项研究提到,约七成河流和湖泊不宜直接使用。前人已经知道营养物单污染物怎么排、部分措施能减多少,但真正不清楚的是:把营养物、塑料、抗生素和除草剂放在同一框架里,农业与城市水污染减排措施到底能同时管住多少、哪里管不住。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两个东西配合:一个是计算引擎,即中国多污染物入河量模型;另一个是情景设定,即五条政策路径。五条政策路径负责设定粪肥管理、污水连接、化肥和草甘膦使用、固废管理等关键输入在不同年份变化多大,但它给出的只是源端产生或排放了多少污染物(源端参数);污染物从产生到入河,还要经过降雨径流、土壤截留、降解、缓冲带和管网等过程,最终只有一部分进入河流,而河流水质取决于入河量,不取决于产生量。中国多污染物入河量模型的作用,就是把这些源端参数按395个子流域、2020至2050年换算成真正进入河流的量,并让七类污染物在同一子流域、同一年份可比。同样把粪肥直排降为零,在长江下游和平原农区,入河量下降幅度可能不同;同样扩大污水连接,处理工艺不同,微塑料入河量也不同。

研究团队先盘点2015—2023年中国出台的96项环境措施,再筛出54项直接针对农业和城市水污染减排的措施,按来源分为29项只针对粮食生产、21项兼顾粮食生产与城市化、4项只针对城市环境。研究团队基于这54项措施的不同实施力度设计五条路径,五条路径的措施实施力度层层加码。不可持续路径是基线情景(仅作为比较不同措施力度的对照起点),假设没有有效环境措施实施,农业集约化和城市化继续;低力度路径假设2030年前全面落实现有54项措施;中力度路径从2040年起加码;高力度路径到2050年更严;乐观路径超出当前政策,假设粪肥禁止直排、城乡污水全覆盖并高级处理、可降解塑料替代和精准农业。

把五条路径输入模型后,模型按395个子流域、2020至2050年逐年算出七类污染物的入河量。2020年是这条时间线的起点:中国河流接收的抗生素约4600吨、微塑料约10.7万吨。农业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营养物、草甘膦、氨甲基膦酸和抗生素;城市固废管理不善贡献了77%的宏塑料(即肉眼可见的较大塑料碎片),污水系统贡献了96%的微塑料。这说明农业源和城市源的污染物结构不同,治理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终点看2050年:模型算出,不可持续路径下没有有效措施实施时,到2050年中国河流污染物输入最多可比2020年增加63%。

高力度可持续路径可让多数污染物入河量比2020年最多下降41%,但微塑料即使最乐观路径仍比2020年增加44%至57%。乐观路径下,抗生素、草甘膦和氨甲基膦酸可比2020年下降21%至80%。微塑料为什么难管,要分三步看。第一步,源分散:城市污水是河流微塑料主源,农业地膜和固废也贡献;第二步,处理有限:把污水收集起来不等于把微塑料去除,现有工艺去除能力不足;第三步,城市化增速超过处理能力提升速度。三步合起来说明,单靠扩大污水收集覆盖不够,必须同时提升处理工艺对微塑料的拦截能力。

模型进一步把子流域污染物变化与人口分布叠加,算出受益面。低力度路径下,约90%人口住在多污染物问题增加的子流域;高力度路径下,约54%人口所在子流域的多污染物问题减少;乐观路径下,约90%人口所在子流域的多污染物问题减少,但微塑料例外(这里的“多污染物问题减少”指至少两种污染物入河量比2020年下降超过25%)。这说明措施越早加码、越成体系,越多人口能住进河流污染压力下降的区域。

启示很直接:治理不能只盯营养物,必须把粪肥、化肥、除草剂、地膜和城市污水放在同一张多污染物清单上协同管理。近期优先做源头控制:粪肥禁止直排,精准施肥,用环境友好型除草剂替代部分草甘膦,推广可降解地膜;中期做过程拦截:恢复缓冲带和人工湿地;末端升级污水处理,专门针对微塑料和抗生素。区域上,长江、黄河等关键流域应优先加码。研究也有边界:模型没有纳入大气微塑料沉降、灌溉设施排放、堆肥和包膜肥料带来的微塑料,也没有模拟河流传输和侵蚀过程;土壤中累积污染物的遗留效应没有计入,可能低估未来河流污染;乐观路径假设各地污水处理效率统一达到先进水平,现实中区域差异很大。未来需要把微塑料去除工艺、遗留效应和更多污染源纳入模型,才能回答“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到底需要多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