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是米歇尔·福柯诞辰100周年。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不可逆转地塑造了我们今天对权力、性态、疯癫和犯罪等争议性问题的思考方式,奠定了多个学科的理论基础。本文为“大家读经典”系列之《如何阅读福柯》的导言,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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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摄于1981年12月16日。视觉中国 图

米歇尔·福柯是一位具有异常禀赋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社会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富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法国最负盛名的学术机构的教授、世界知名学者,他不可逆转地形塑了我们如今的思考方式。他的批判性研究持续启发着诸多学者、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去寻找前所未有的路径,建构新的思考方式,摧毁各种旧的确定性——或者,就如经常表明的那样,这些所谓的确定性实则是使人获得心理安慰的幻觉。

福柯将其著作视为某种工具箱,读者可以从中翻找出自己需要的用于思考和行动的工具。然而,运用这些工具涉及一些困难的解释问题,因为对某个工具的使用经常由语境决定,并最终受制于我们的工作目标。就像一块石头,既可以用来捶打物体,同样也可以用来砸碎窗户。如果我们决心质疑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放弃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同时坚持对自由的某种适度承诺(fragile commitment to freedom),将能更好地把握福柯的意图。

福柯的著作不断引发争议,部分原因是它被人们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其独创性和吸引力在于它的多面性。它提供的并非单一的理论或学说,而是一套变化多样的思想体系,该体系包含着对一系列特定问题的各种不同分析。在阅读他的著作时,对其工具箱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创新性的运用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然而,在其多面性的著作集中,我们仍然可能找到一条统一的线索,而不必将其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理论或方法论。自由是贯穿福柯整个哲学生涯的一个指导性问题。他的研究领域是各种社会实践:可以将他的整个思想描绘为对实践的各种不同层面的研究。其思想的方法论特征,也即他对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 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创新性运用,还赋予他的著作以某种统一性和高度原创性。福柯是一位运用历史来理解当代社会,以便朝着更大的自由的方向改造社会的哲学家。

福柯与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和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等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通常被划分为后结构主义者,尽管他拒绝这个标签,并声明他甚至都不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然而,他属于在存在主义衰竭后于20世纪60年代声名鹊起的那一代法国思想家。存在主义及其最为著名的代表人——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倡哲学主要是研究人类存在(human being):他或她的本性,人之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可能性所受到的限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的特征则是反对将人类存在作为哲学分析的优先对象,相反,应该主要关注社会的、语言的和无意识的因素对于思想的决定性影响。尽管直到20世纪60年代,萨特都是无可匹敌的法国哲学之王,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福柯和德里达取代了他的位置。

后结构主义者将存在主义的衰竭视为某种哲学探究的危机,更一般地说,是其传统方法的危机。自从笛卡尔及其著名的我思论——“我思故我在”以来,思考的主体就一直是哲学知识的基础。鉴于存在主义未能考虑到语言建构现实的方式,后结构主义认为以主体为中心的哲学业已走向末路。为了复兴哲学,学界亟须全新的路径。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以对哲学著述的文本批评为中心,与此同时,福柯则转向了历史。

他将哲学和史学以某种新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催生出对现代性的某种令人惊骇的批判。他将其著述视为“当下史”(histories of the present),试图描绘出现代文化中的某些关键实践的历史发展和概念基础——比如惩罚和处置疯子的那些实践措施。他的研究除了展现这些实践在历史上的偶然性,还带来了某种深深的疏离:读者将他/她此前视为理所当然的自己所属文化的某些层面,突然视为古怪的和偶发的,同时也明显是难以忍受的、亟须改变的。

福柯的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他将其历史研究称为考古学,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疯癫史》(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事物的秩序》(1966) 和《知识考古学》(1969)。70年代则是其谱系学阶段——谱系学是福柯喜欢用来表示其权力研究的术语,包括其最被广泛阅读的著作《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史(第一卷)》(1976)。最后,20世纪80年代是其伦理学阶段,他这时转向了古代伦理学,撰写了《性史》的最后两卷《快感的享用》(1984)和《自我的关照》(1984)。这样的三分法无疑有助于初学者掌握福柯的全部著述,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其视为某种解释的或教学的模式,而不能将其视为某种严格的区分。三个阶段并不意味着三种不同的方法或研究目标。相反,进入某种“新”阶段的目的,是通过引入一种新的分析轴线来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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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与惩罚》,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初版于1975年2月

福柯的思想不仅激发了专业学者之间关于阅读和解释其作品的不同方式的热烈争论,而且还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引发了诸多文化争论。他的关于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的思想——权力生产和激发而非压制和审查各种形式的经验与知识——为人们挑战关于性态(sexuality)、性别(gender)、违法犯罪、精神疾病等议题的各种保守主义政治观点,提供了宝贵的工具。对于很多同性恋活动家和其他的文化激进主义者而言,福柯的思想一直都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灵感。

撰述关于疯癫、性态、监狱等主题的批判性著作,可能足以在一个思想家周围创造出某种颠覆性和争议性的氛围。然而,激起了最猛烈风暴的或许是他的私生活:他是一位死于艾滋病的同性恋者,他体验过各种不同的药物和施虐受虐的性实践,他年轻时在精神病院待过一段时间,他喜欢开着捷豹汽车到处飞驰。有人认为,这些“自我毁灭性的极限体验”,提供了回答如何阅读其著述这一问题的钥匙。然而,“阅读他的生活”的问题跟阅读他的著述并不相同,前者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确定性的文本。除了永远无法进入或解释的私人想法和经验之外,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无穷无尽而又转瞬即逝的事件、相互矛盾的记述和回忆而已。

我会在很大程度上尽量忽视我所知道的关于福柯的生活。这并非因为我认为它们是无关的或无趣的:如果我们以应有的注意力阅读他,那么,他的研究如何吸收了他的生活就应该会变得显而易见。一个哲学家的生活存在于其著作的哲学气质(philosophical ethos)之中,对于我们这些跟福柯没有任何私交的人来说,这或许是发现它的唯一方式。关于著作与生活之间的联系,福柯自己就曾指出过:“一个人的私生活,他的性偏好,以及他的著作是相互交织的,这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是对其性生活的转译,而是因为他的著作不仅包含着文本,还包含着他的整个生活。”

犹如其生活一样,福柯的思想也难以被归类到某个单一主题之中。这不是因为他经常失败,因而不断改变其想法,而是因为他追索的问题永远都没有明确的和最终的答案。对他来说,哲学不是某种不断累积的知识体系,而是对当代社会中的各种教条式信念和难以容忍的做法进行无情审问的批判性实践。他邀请我们继续他的批判性实践:我们应该阅读他,其理由不亚于为了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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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福柯》,【芬】约翰娜·奥克萨拉/著 王佳鹏/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版

来源:【芬】约翰娜·奥克萨拉 王佳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