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交平台博主发起的“鉴抄”风暴,正以超出预期的速度改变文学生产既有规则。
11月15日,社交平台有博主发帖指出邹谨忆刊发于《上海文学》2025年第12期的小说《泊松比之夜》,与森目2020年发表于《广西文学》的《星尘河头上流淌》存在多处相似与重复。被曝光当天,《上海文学》即发布致歉声明,撤回作品全平台宣传推荐,对作者“永久禁发”,并“为编辑工作中的失察深感愧疚”。
此前数日,《人民文学》也因00后作者赫柏散文《湘江北去》涉嫌“替换关键词的改写”式洗稿,追回稿酬、设置禁发期并向读者致歉,而这已是该刊近期第二次同类声明。从“300字雷同”到“替换关键词式洗稿”,最先发现问题的,几乎都不是发表平台的审稿流程,而是互联网“民间读者”。
有网友犀利指出:置于AI深度介入内容生产的背景中看,“鉴抄”系列事件所暴露的,是一整套文学生产与评价机制在技术条件剧变之下的结构性滞后。当“人人都是评论者”时,谁来为判断的准确性负责?当“鉴抄”成为流量逻辑的一部分时,如何避免误伤与过度指控?
“洗稿”不再需逐字复制
“借鉴”与“挪用”的边界被模糊了吗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许道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抄”零容忍本应是写作铁律,但读者、期刊和作者三方的反应逻辑并不相同。读者视“鉴抄”为“公开欺骗”,积累情绪亟待释放。期刊和出版方将顶格处罚视为“挽回所剩不多声誉的最后机会”,既回应读者,也化被动为主动。而作者一方更为复杂,存在“知错”与“委屈”并存的现象:知道“鉴抄”不对,又觉得委屈;期刊出版社之前很少“动真格”,现在突然下狠手,有点“不教而诛”。
风波中容易被忽略的技术细节,也指向了AI时代文学伦理的核心难题。比如,《人民文学》在声明中坦承,《湘江北去》“非逐字复制,而是替换关键词的改写”“发稿前,多款查重软件未能识别”。传统查重系统建立在“文本同一性”之上,对字面重复较真,却对语义层面的重构、语序调整、意象置换没那么敏感。而AI恰恰擅长“非逐字”改写——在不复制任何完整句子的情况下,将一段文本的叙事框架、情境逻辑、情感走向整体迁移到另一语境中。
这意味着,“原创”与“非原创”之间那道线,从“文字重复率”滑向“叙事结构与经验组织的独创性”。而当AI以极低成本完成“解构重组”式的文本生产时,受冲击的不仅是审稿能力,更是“写作作为需要付出时间与生命经验的活动”这一伦理前提。
文坛不同声音交织出复杂光谱。作家莫言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我想年轻人都会吸取教训,慢慢地成长起来。将来最好办法就是用新创作,来让大家重新认识你。写作这个事情是一辈子事情,来日方长。”苏童用“偷糖果”与“抢银行”区分不同程度的“偷”。麦家直言“抄袭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良心问题”。
与此同时,如何避免“过度鉴定”引发的“误伤”也进入讨论视野。浙江大学教授、评论家翟业军谈到,查重的便利化必然引发前AI时代无法想象的现象:一个作家积数十年之所劳创作的百万言作品被鉴抄师一股脑投喂给软件,只要存在几十个字重复,就被钉上“抄袭”耻辱柱。但问题在于,完全的原创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编织出来的任何一个文本,都只能像克里斯蒂娃所说,是‘引文的马赛克’。”但“有没有在临摹、沿袭的过程中加入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一点东西加进去之后,是不是能够翻出新的境界来,是衡量一个人、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关键所在”。
他坦言并非为抄袭洗地,而是提醒:抄袭是一桩足以摧毁一个人创作生涯的严重指控,任何人发起这样的指控,都应该首先思考“什么是抄袭、抄袭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与厘清。
读者不再只是读者
“外部监督力量”意外崛起
传统上,读者是文学产品的接受者,其反馈主要作用于“好或不好”的审美评价。但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以“抒情的森林”为代表的读者或博主承担的是事实核验与伦理监督职能,并在时效上跑在专业编辑流程之前,在效果上直接触发了发表平台的惩戒机制。
社交平台公共性与跨文本检索便利性,使得分散的阅读经验有可能聚合为准专业化能力。当一位读者愿意花时间比对相隔数年的文本时,其所调用的“细读”资源,是追求效率与规模的一些期刊审稿流程难以配置的。但这种填补是脆弱的——它依赖个别博主的持续投入,带有选择性,无法替代全检、事前、可申诉的制度化审核。
读者的“较真”不应成为文学原创性保障的默认基础设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将这一变化置于传播环境变迁中理解:文学评价从“少数专业机构把关”走向“公众共同监督”。“创作可以共创,责任仍须明确。当人人都能轻易生产文字时,文学真正稀缺的是独特的经验、思想与审美判断。”在他看来,对一部作品要问的是:它究竟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表达方式或理解世界的可能性?“这些问题无法仅靠查重软件回答,也不能由AI检测器代替文学批评。”
文学产品供给能否满足
水涨船高的多元审美诉求
风波表层之下,涌动着更深不满——读者对当前文学产品供给的整体性失望。作家、文学博主张在告诉记者,市场化文学出版几乎陷入“死胡同”——部分出版社和出版品牌对新作者的挖掘、培养和保护停滞了。
“作为虚构类型小说作者,出版品牌只愿意进行电子出版,与平台事后分账。”他直言,这种出版看起来新潮,但对作者“完全没有基础保障”——原创版权一旦被低价收购,失去首发权,将再难对作品进行版权化开发。他建议,文学应探索像论文一样引入匿名审核制度,或可模仿欧美文学通行的收费审核制度。
“鉴抄”风波不只是个别作者道德失范,它暴露的是整个文学生产链条——从创作激励到出版政策,从期刊审核到市场秩序——在技术条件剧变之下的系统性不适应。一旦不信任的口子拉大,水涨船高的受众多元审美诉求难以获得满足,伤害波及的将是写作根基及整个行业生态。
有杂志致歉声明末尾写道:“将进一步加强对稿件原创性的审核,努力维护刊物的纯净。”“纯净”是一个值得停留的词。但文学的纯净从来不靠一次风暴达成,“修辞立其诚”应是写作者的通行证,而不是宣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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