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井冈山,毛泽东从一处旧宅藏书中找到一部《三国演义》。战事紧张,书籍难得,他却把这部书留在身边,有空便翻阅。对他来说,这不是消遣,而是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从古人的成败中,观察用兵、用人和组织。
少年时期在韶山读私塾时,毛泽东便接触了《三国演义》。父亲毛顺生不赞成他读太多“闲书”,却没有禁止这部小说。课堂上,少年毛泽东甚至会悄悄翻看,读到精彩处,心思早已不在经书上。
后来,他对这部书的兴趣没有停留在故事层面。读《三国演义》时,他还参照《三国志》《后汉书》《汉书》等史籍,辨析小说与史实的差别。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说法,并不能概括所有细节,但它说明了一点:毛泽东读三国,既看情节,也看依据。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要求部队搜集书报,发现有价值的书籍要带回来。贺子珍回忆,那段日子里,他常把《三国演义》放在身边,反复阅读。有人讥讽他靠小说指挥革命,她曾回应:“引用历史故事,和不用理论,是两回事。”
这句话很关键。毛泽东并没有把古代兵法当成现成答案。战场上的判断,要看敌我力量、地形、民情和时机,书本只能提供参照。1932年前后,他因“左”倾路线受到排挤,军事指挥权被削弱,又身患重病,曾在瑞金东华山一座古庙中住了五十多天,读书成为重要的精神寄托。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党内有人把他爱读《三国演义》拿出来批评,指责他把古代小说和兵法当作现代战争依据。多年后,毛泽东谈起这段经历时说,自己确实读过《三国演义》,但当时并没有读《孙子兵法》。他还半开玩笑地追问批评者:“第一篇叫什么?”对方答不上来。
这样的批评,反而促使他后来认真翻阅《孙子兵法》。这件小事体现出他的读书习惯:不迷信权威,也不回避争论;别人提出问题,他往往要把原书找来核对。
延安时期,他仍常看三国戏。1944年,延安平剧研究院排演《古城会》《草船借箭》《捉放曹》《定军山》等剧目,毛泽东看得很投入,看到张飞夸耀自己聪明,常笑得十分爽朗。戏台上的人物,在他眼中并非单纯的忠奸符号,而是性格、处境和选择的组合。
1945年8月赴重庆谈判前,他从准备好的书中挑选了《三国演义》等几种带走。转战陕北时,他还对战士说,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读小说,培养兴趣,再逐步接触理论。这个办法很朴素,却符合当时许多战士文化基础薄弱的实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三国更加重视考证。1952年前后,他购置清代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对照阅读,书上留下大量圈画。1958年,他在成都参观武侯祠时,曾问讲解人员,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过几次马。问题看似细小,实际说明他对人物资料读得很细。
他谈郭嘉,强调“多谋”之后还要“善断”;谈吕蒙,认为行伍出身的将领也必须学习文化;谈刘备集团入蜀,则提醒外来干部要和当地干部合作。一次,他对薄一波说,读三国不能只看战争,还要看外交和组织。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到了四川,必须同当地力量结合,才能站稳脚跟。
毛泽东还常用周瑜的例子谈年轻干部。赤壁之战时,周瑜年纪并不大,却能统率程普等老将。1953年至1965年间,他多次提到这个故事,说明选人不能只看资历,关键还要看能力和实际表现。
1957年在莫斯科,毛泽东同郭沫若谈起三国人口锐减和战争破坏,引用“白骨蔽平原”的诗句,说明古代战争同样会造成严重灾难。关云长的大刀没有现代武器的威力,却并不意味着战争伤害更小。对历史人物的兴趣,最终还是落到对战争、社会和百姓生活的分析上。
晚年患白内障后,医护人员限制他的阅读量,他仍把相当一部分时间留给《三国演义》。1973年,他两次让人找来这部书,书房里还放着不同版本的平装本和线装本。少年读故事,中年读谋略,晚年读史传,版本在变,阅读的习惯没有变。
毛泽东曾说,读《三国演义》不能只看热闹,要研究其中的辩证法。对他而言,书中真正值得反复咀嚼的,不是某个传奇桥段,而是人在复杂局势中的判断、取舍与担当。或许正因如此,这部书才伴随了他从少年走到晚年,前后近七十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