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在盒马下单四百多次全部申请仅退款,称「刺激解压」,明知不光彩还是忍不住下单
她把“仅退款”点了400多次,盒马的风控比她的自制力先崩溃了
西安29岁的余某某,在三年里下了600多单盒马,退了400多单。钱退了,货留着。家里的零食堆到床头柜上,有的吃了一半,有的连包装都没拆。民警上门的时候,她睡眼惺忪地开门,看了一眼,就知道是为什么来的。
她对警察说的原话是:点下“仅退款”的时候,知道这事不光彩,也心虚。但只要这一单通过了,下次就忍不住再“薅”一次。
让她停不下来的那个东西,她自己的说法是两个字:刺激。考研年年差一口气,人越来越闷,偶然发现“钱退回来,货不用寄回”,那种感觉“能够舒缓压力”。
1.7万,400多单,三年。这不是一个“薅羊毛翻车”的段子,是一个把“解压”当成行为惯性、把平台漏洞当成情绪出口的人,最终走进刑事案件的故事。但如果只把目光放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件事最荒诞的那一面就被错过了。
一个漏洞,被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商家身上,捅了400多次。
她用的不是什么高技术手段。换收货地址,换手机号,把订单拆散在不同信息下;盒马App把她封了,她就去淘宝闪购和京东到家的盒马店铺,用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单、继续退款。新闻里描述这场“猫鼠游戏”的全部技术含量,大概就是这些。一个普通备考女子,靠着换地址换号,在一家头部零售企业的防线上掏了400多个窟窿。
评论人西坡在一篇文章里写了一句很容易被骂、但很难被绕开的话:“盒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他接着写:“一个人在3年时间里,利用同一个漏洞,从同一个商家那里薅了400多单,如果没使用非常规手段,我们是得疑惑一下商家是怎么做防范的。”
这不是在替她开脱。她虚构退款理由、刻意规避风控、明知不光彩而为之,法律上定性为诈骗没有争议。涉案金额1.7万余元,早已越过3000元的刑事立案线,律师的解读也很清楚:单次金额小、次数多,不影响“数额”的认定规则,也不影响量刑。她自己在采访里说了一句特别诚实的话:“家庭条件还可以,想着如果被发现把钱赔了就行。”这句话把她的心理交代得很彻底:她不是走投无路,她是在赌自己不会被发现,并且把“被发现”的后果预想成一件“把钱补上就完了”的事。
问题在于,一个“把钱补上就完了”的预期,为什么能维持三年?
因为系统在这三年里,几乎没有给过她一次足以让她停下来的反馈。
商家不是没有察觉。报警之前,盒马内部核查已经发现了异常数据:从2023年至今,该用户几乎日日下单,400余单退款理由高度相似——“口味不好”“不新鲜”——商品却从未退回,工作人员多次拨打电话始终无法接通。这说明盒马有数据,有判断,但最终的动作是报警,而不是在第一次、第十次、第五十次异常退款时用一个足够硬的拦截让她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
一个风控体系真正的功能,不是在事后把数据交给警察,而是在事前让异常行为变得困难。当“换一个手机号就能继续下单”成为可行的绕过方式时,这个体系拦住的就不是恶意用户,而是自己的反应速度。
她后来在采访里说了一句值得被认真对待的话:“在网上有一些仅退款的教程,希望大家不要去学习。”这些教程的存在本身,说明“仅退款”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里,已经从一个“消费者保护机制”滑向了一种可以习得的技巧。平台设计这个规则的初衷是善意的:生鲜食品退回来也没法二次销售,与其让消费者承担举证和寄回的麻烦,不如直接退款。但这个善意有一个隐含的前提——绝大多数人是诚实的,少数不诚实的人会被系统识别和拦住。当识别和拦截的环节长期疲软时,善意就变成了漏洞,而漏洞会自己找到那些需要“出口”的人。
余某某的“出口”很具体:考研失败,心情烦躁,点下退款,通过,刺激,再点一次。有评论把这种心理写得很透:“一个考研失败的人,在日复一日的挫败里找不到出口,把‘点退款’当成了唯一能掌控的快感来源。”这话不是在把诈骗浪漫化。它说的是一个更麻烦的事实:一个人如果只能在“得逞”里获得掌控感,那他需要的本来就不该是更多的得逞机会。 而一个把“仅退款”按钮做得足够容易触发的系统,恰好没有能力分辨屏幕对面的人是在维权,还是在靠这个按钮维持某种心理平衡。
法律会处理她的部分。1.7万,400多次,虚构理由,刑事拘留,案底。这部分没有模糊空间。但这件事如果只以“一个人品有问题的人被抓了”收场,那400多次里平台侧的那个问号就被浪费了。
一个漏洞被用了一次,是用户的问题。被用了十次,是风控的问题。被同一个人用了400多次,是规则在善意和放任之间没有画出那条该画的线。她以为自己在薅平台的便宜,最后薅到的是自己的案底。而平台以为自己在“保护消费者体验”,最后保护的是一个让她停不下来的循环,直到警察替系统按下了那个它自己三年前就该按下的停止键。
压力可以跑步,可以哭,可以找人说话。这些道理都对。但当一个系统把“点一下就能拿到东西”的路径铺得足够顺滑,而把“拦住下一次”的机制做得足够迟钝时,被考验的从来就不只是那个最忍不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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