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陈永贵挑起分管农业的担子。

他读书少,成堆的文件、密密麻麻的数据报表,看着就头疼,只能靠着秘书逐句拆解,把书面话换成大白话讲给他听。

他不爱闷在办公室里开会念稿子,一有空就往农村跑,直接蹲在田埂上,跟种地的农户拉家常。

地里庄稼长势怎么样,农民心里有什么难处,他都愿意静下心听。外宾送给他的礼物,他一件都不留,全部上交,工资也坚持按大寨农民的标准来,半点特殊待遇都不肯占。

到 1980 年,66岁的他主动递交辞呈。

那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大不如从前,组织体恤他,安排他在北京休养,还给了配套的住处。他不愿意享受这份优待,主动换到普通干部的小院,和家人一起过平淡的日子。

可苦了一辈子的人,根本闲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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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在大寨,天刚蒙蒙亮就上山搬石头、修梯田,后来到各地跑调研,行程排得满满当当。

退下来之后,不用赶会议,不用下乡走访,整日待在家里,他浑身不自在。他认不得多少字,想知道外面农村的变化,只能等着家人或者秘书念书报。

那段时间,农村改革一步步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慢慢普及。

大寨过去集体劳作的模式,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不少文章评价大寨,说这套办法跟不上新的发展节奏,效率偏低,个别说法说得很重。

这些话传到陈永贵耳朵里,像针扎一样难受。

大寨不是一个写在纸上的名词,是他带着全村乡亲,一镐一锹刨出来的。寒冬里垒田埂,下雨天守水渠,一块块石头,一捧捧黄土,都是大伙咬牙熬出来的心血。有人轻飘飘把多年的付出说成累赘,他怎么都转不过这个弯。

那天秘书坐在一旁,照常给他读文件,读到那句评价大寨是累赘的话。

陈永贵猛地一下站起身,声音都拔高了,当场质问秘书。

平日里他话不多,看着温和,可牵扯到大寨,情绪一下子就绷不住。这场争执过后,他心绪久久平复不下来,身子扛不住,直接病倒了。

李先念和他共事很久,深知大寨在陈永贵心里的分量,也清楚他执拗的性子。

听说这件事后,专门嘱咐秘书,不要再给他送这类容易刺激他的文件,相关内容也不要再念给他听。

这不是要掩盖道理,只是心疼这个老人,年岁大了,经不起这样反复的情绪冲击。

没法再听相关文件,心里的牵挂无处安放,陈永贵整日闷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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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想着,得给他找个能下地的地方,让他有事可忙活。后来就安排他去北京东郊农场。

这可说到了陈永贵的心坎上,农场里有成片的田地,绿油油的庄稼,还有一群熟悉农活的工人。

他照旧踩着那双磨旧的布鞋,头上裹着那条洗得发白的白毛巾,跟着大伙在田埂上转悠,聊墒情、谈庄稼管护,给工人们提实在的建议。只有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他紧绷的心才能松下来。

年轻的时候开山造田,把身体底子耗得太狠,再加上心里这件事一直放不下,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

1985年,陈永贵查出癌症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躺在病床上,有人来看望他,他说得很实在,自己从普通农民一路走到这个位置,从来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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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留之际,他反复交代后事,一切从简,不要铺张,骨灰一定要送回大寨。

那是他扎根一辈子的地方。

1986 年 3 月,陈永贵在北京离世,终年七十二岁。

灵车一路往昔阳方向开,道路两边早早站满了闻讯赶来的乡亲。他儿子捧着骨灰盒走下车的那一刻,压抑的哭声一下子在人群里散开。

走了这么远的路,见过京城的风光,最后他还是回到虎头山,守着那片自己亲手改造出来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