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秋,广西天等县温江村,冯成金提着五块钱猪肝,去了邻居黄海连家。两位老人没有谈节日,也没有谈收成,只是默默喝酒。两家的儿子都在服刑,一个被判死缓,一个被判无期。

这个偏僻山村只有三千多人,却曾有一百多名青壮年因抢劫、故意伤害等罪名被判刑。那几年,温江村在外地留下了一个刺耳的称呼。村民自己也明白,村子的名声已经坏到不能再坏。

温江村土地贫瘠,年轻人靠种地难以养家,只能到邻县矿场或广东工厂谋生。矿场危险,工厂辛苦,收入却并不稳定。有人一天干十多个小时,月底拿到的钱仍然有限,回到宿舍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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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村子风气的,是少数人突然“发财”后带来的刺激。赵民显早年在外打工,后来加入当地犯罪团伙,逐渐拉拢同乡。2001年春节,他开着进口轿车回村,在当时连摩托车都很稀罕的温江村,引起了强烈震动。

有意思的是,村民看到的只是轿车、钞票和风光,却很少想到这些东西背后的暴力与风险。赵民显被一些年轻人当成能耐大、路子广的人,甚至有人托他把自家孩子带出去“挣钱”。一句“跟着阿显干”,成了不少家庭悲剧的开端。

2002年,赵民显及其团伙因多起犯罪被警方查处,他和杨成康后来被判无期徒刑。但一个头目倒下,并不意味着错误的观念立刻消失。已经形成的模仿效应,仍在村中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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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连的儿子小黄,起初在工厂上班,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收入只有几百元。几个同乡不断劝他加入抢劫团伙,他没有马上答应,却也没有真正离开那群人。年轻、缺钱、缺少判断力,再加上对“快速发财”的幻想,最终把他推过了那条线。

一次深夜作案后,小黄看见受害者倒在路边,才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中严重。被捕后,面对询问,他说:“村里干这个的人多,我还算晚的。”这句话并非辩解,反而暴露出一种可怕的麻木:当违法行为被周围人反复模仿,罪恶便容易被误认为谋生手段。

冯成金的儿子阿星也曾走到悬崖边。2005年7月,他在广东工厂与主管发生冲突,持刀将对方杀死,随后逃到深圳。父亲得知后不断劝他自首。阿星最终投案,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他逃亡期间曾受到同乡犯罪团伙招揽,若没有父亲及时劝阻,人生可能滑向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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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村的问题,并不只是“有人变坏”这么简单。许多涉案年轻人文化程度不高,十几岁便辍学,对法律后果缺乏认识。他们在城市里处于最底层,既没有技术,也缺少稳定的社会关系,老乡关系便成了最容易依赖的圈子。

而这个圈子既能提供工作消息,也可能传递错误的价值观。有人看见同乡盖起楼房,便觉得守规矩吃亏;有人听说抢一次就能得到多年工资,便把风险抛到了脑后。贫穷不是犯罪理由,却可能让诱惑变得更加具体。

2005年以后,随着警方持续打击,温江村的犯罪风气逐渐受到遏制。附近一些村庄仍出现类似案件,说明问题不能只靠抓捕解决。教育、就业、家庭管教和基层帮扶,缺少任何一环,都可能让年轻人重新陷入旧圈子。

出狱后的生活同样艰难。阿德曾因抢劫被判十年,2013年提前释放。他服刑期间参加文化学习,最牵挂的是从未真正相处过的儿子。父子见面时,孩子已经认不出他。阿德对妻子说:“你等了我九年,我不能出来后还走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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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后,阿德在帮助下办起养殖场,不愿再去广东。他脸上的刀疤,是那段经历留下的痕迹。比伤疤更难消除的,是别人对他的戒备,以及重新找工作的困难。

当地对犯罪家庭子女的帮扶,也逐渐成为治理的一部分。民警走访特殊留守儿童,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逢节日送去用品,帮助孩子避免因父母获罪而被彻底孤立。对这些孩子来说,一次持续的关注,往往比一句空泛的劝告更有用。

温江村曾经因一批年轻人的违法行为声名狼藉,后来又在持续治理、教育帮扶和家庭反思中慢慢改变。村里的老人仍记得那些失去自由的孩子,也记得他们写回家的信:再苦,也要让孩子读书。